原文出处：
Peter Lavelle，
“Placing the Science of Agricultur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sis，Vol. 113, No.4, 2022, pp.816-828.
本文版权属于原作者，他人不得私自商用。若有侵权行为，烦请随时私信联系。
本文原文为英语，编译采取ai。部分史料引用未找到原文核对，采取意译。若有不当之处，敬请谅解。
作者介绍：
罗继磊，康涅狄格大学副教授，关注中国农业史、环境史、科技史，著有The Profits of Nature: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the Quest for Resourc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农业科学发展涉及国际合作、翻译以及人员与物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将此类现象描述为科学与技术的全球流通。全球视角无疑为探讨中国历史中空间与科学的关系带来了紧迫性，有助于克服传播论范式（diffusionist paradigms）及由中心-边缘地理概念引发的其他问题。但是，探索科学全球运动如何在地方上具体化的努力，往往也制造了自身的盲点，部分原因在于帝国/民族国家常被视为处理此类问题的适当分析单位。尽管科学知识建构中“地方”的重要性在其他领域日益受到关注，但中国科学史中针对区域和地方层面的“地方”（place）研究仍然有限。
本文通过重新聚焦于省级以下和超地方（hyperlocal）层面的知识生产模式，探讨地方在中国科学中的重要性。在二十世纪最初的三十年里，负责建立农会、试验场、苗圃和农业学校的官员，通常是掌管府、州、厅、县的官员。这些基本的领土行政单位在几个方面对科学实践产生了显著影响。首先，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农业科学依赖于档案、田野和实验室相结合的研究实践。省级以下区域在每种科学知识建构方法上都留下了印记，因为它们常常界定了研究开展的地理范围。其次，省级以下区域影响了农耕科学的形成，因为它们影响了关于生态和农业知识有效性主张的提出和传播尺度。第三，当协会或试验站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分享信息或进行田间试验时，其目标受众通常包括该机构所在区域的人群。当地农民，尽管因其土地和资本获取途径而有所分化，但被假定对该地区普遍的生态和经济状况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认知。
另一种辨别地方在中国科学中重要性的方法是探索个体机构的历史。当官员和地方精英建立新的农业改良机构时，他们常常选择将其设在前有其他用途的地点。他们尤其利用具有仪式功能的财产，如寺庙或祭坛，并将其建筑和土地重新分配，用作协会总部、苗圃和试验站。由于这些地点被改作研究和教育用途，它们的日常功能发生了变化；有些变成了测试植物品种、肥料和技术进行田间试验的场所。然而，这种转变并未自动导致这些地点先前社会互动模式的消失。有证据表明，在这些地点及其周边进行的社会交往和信息共享可能以某种方式持续存在，影响了它们与当地居民的沟通方式——也可能影响了农民的回应方式。
方志为探索地方在中国科学发展中的力量提供了独特的机会。通过LoGaRT可获取的方志共同提供了视觉和文字证据，展示了自二十世纪之交以来农业研究与推广机构的迅速增多和广泛的地理扩张。但它们也包含其他类型的数据，可用于把握农业科学的地方维度。例如，它们通常记录当地植物、动物、土壤和物质文化的细节，为思考环境知识如何与新的科学事业和区域政策制定相互作用提供了机会。方志也记载了特定地点的历史。因此，它们让我们得以一窥新的农业科学与教育机构如何在特定城市或地区现有的制度和社会景观中占据空间。通过利用LoGaRT对方志进行关键词驱动搜索，随后对其内容进行细致的文本和视觉分析，我们有可能开始认识到，地方因素在塑造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农业科学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全球或国家事件。
地方层面的环境知识与农业科学
在1900年之后的几十年里，随着政治改革压力增大，以及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采取措施提高国家农业产量，中国各地涌现了数百个与农业科学相关的新机构。方志以多种方式记录了科学的发展。一些方志记录了学校、协会和试验站创建的时间、地点和相关情况等基本信息。较少见的是，方志还附有此类地点的插图。例如，一幅试验站的插图出现在1909年《新修固原直隶州志》中，该地区相对贫困，仍在从大约四十年前发生的致命且破坏性的清季回乱中恢复（图1）。该站于1907年由知州王学伊倡议创办，雇佣工人种植棉花、葡萄、一种特殊的蟠桃以及各种未命名的植物。插图描绘了该站的内外场地，两者都被整齐地划分为更小的地块，以及一条灌溉渠和几个小亭子。该试验场地被围墙隔开，坐落于靠近边疆的杂草丛生的景观中（注意背景中的一段长城），相比之下显得规整且可控，为试验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然，像固原这样的试验站并非与其周围环境脱节，其管理人员在制定科学工作计划时也不能忽视当地条件。这主要意味着要了解当地的动植物，并努力理解哪些作物最有可能在当地土壤中茁壮成长。在实践中，调查这些当地生态要素的方法差异很大。对于在建立新机构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地方官员来说，最便捷的方法可能是探索现存于各版本地方志中的信息档案。这种方法的便捷性部分源于方志将当地特有的动植物、本地可用矿物等列表呈现为权威知识，这些知识可用于政策制定。一部晚清方志将植物与地方物质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土宜”被视为研究当地风俗（包括婚丧嫁娶、服饰饮食文化）的重要方面。另一部方志则将动植物数据视为解读环境变化的相关信息：在介绍当地物产部分时，它主张了解环境与其所产出事物之间关联的价值，作为理解生物丰歉在空间和时间上变化的手段。固原州志则更为简洁：物产列表可有助于“研究地利”，暗示其对农业改良任务有更直接的应用。
当然，除了书本研究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获取对当地生态和农业的深入了解。一部广为流传的十九世纪行政手册《牧令书》中包含文章，劝诫地方官员实践询访、探访和咨询等技艺，以收集与其职责履行相关的信息。一位二十世纪早期清朝官员的经历证实了这些调查方式对于积累农业科学政策制定相关知识的效用。在担任湖南西部山区古丈坪同知期间，董鸿勋决定直接向公众征集信息。作为北方人，董在其管辖的古丈坪厅是个外来者。1906年，他发布了一份《观风告示》，其中提出了八个涉及地方关切的问题，包括“土宜物产”；他收到了十几份对其询问的答复。他还碰巧收到了一份来自官立学校学生的未经请求的简短目录，描述了该地区生长的三十多种树木，该学生家庭以林业为生。董如何使用这些信息？一方面，他将这些信息纳入了最新版的方志，将个人提供的信息转化为关于整个地区植物和农业的权威知识。此外，这可能影响了他通过科学促进乡村产业的计划。作为同知，他监管了古丈坪至少五个与蚕桑、农业和林业相关地点的创建。这些地点中最突出的是一个种植园，种植了近三百个标本，涵盖二十五个落叶和常绿树种、三个竹种以及莲花和荸荠（图2）。
积累当地环境和农业知识的第三种策略是收集基于“体察”的观察结果，这通常意味着进行巡视。这种巡视使官员有机会了解地形地貌，观察当地的农业模式，并亲自考察自然和社会的独特特征。随着科学机构在地方层面激增以及新的调查方法问世，此类出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事实上，二十世纪初的调查结果往往提供了比以前任何资料都更精细、更详细的生态条件图景。一些结果被纳入了方志。例如，1910年代出版的几部方志复制了来自相关区域内不同地点的土壤数据，其定性数据细分为以下类别：地势、土色、土性和地质，以及最适宜在该土壤中种植的作物（土宜、地宜）。这些数据表明，对环境条件的分析逐渐对区域内更小的生态差异变得更加敏感。到1920年代，一些方志开始包含更长、更详细的农业相关报告，反映了调查和田野工作在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日益突出的地位。
或许，评估有经济前景的植物与当地环境条件之间关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是田间试验。在近代早期中国，存在一种通过田间试验展示植物和耕作技术以供特定受众（无论是亲眼目睹试验的农民，还是后来阅读相关记载的学者）参考的传统。二十世纪初学校园地、试验站和苗圃的建立，为这种田间试验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些年代，在专门用于研究和推广的永久性空间内进行的常规试验成为中国农学的标准特征。这些机构的土地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调查各种问题的机会。首要问题是关于最适合当地土壤和气候的作物。毫不奇怪，这一时期的方志中零星提及了经过品种测试的外来和本土植物。甘肃东乐县志记载，该县试验站于1921年建立后，当地县长聘请了一位专家进行大麦、日本小麦、美国棉花、奉天粟和大豆、四川烟草以及许多来自中国东南部的蔬菜的田间试验。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方志开始报告试验结果，这表明农学研究正在产生有用的、基于地方的有关生态和经济的知识，可以启发阅读方志的官员和公众了解该地方本身。
田间试验可能通过产生关于特定地点耕作的新知识来推进农学家的研究议程。但它们同时也是示范行为，旨在展示某些作物、种植技术和肥料的价值，从而说服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采用或模仿它们。当然，无法保证农民会被他们在试验站看到或听到的内容所说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保留了决定种植什么以及如何种植的权力。政府当局承认这种权力，并制定了适应它的计划。张之洞，一位高级清廷财政官员和改革的主要倡导者，确信如果基于对当地条件的扎实理解和涉及多群体合作的严谨研究过程，农业推广的使命就能成功。在他看来，如果士人研究地方物产，农业学校研究生产这些物产的新方法和新工具，而乡村士绅和大户进行适当的田间试验，那么农民将“自从”，接受被证明有效的技术和工艺。由于大多数方志对农业试验方法的细节记载甚少，它们无助于确定张之洞基于社区的推广愿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做法。然而，方志有时确实揭示，田间试验偶尔成功说服了当地种植者尝试新事物。在东乐，田间试验据报告显示，新引进的品种显著提高了作物产量。这一结果似乎增强了农民对该机构的信任，他们随后频繁前往试验站购买种子和交流技术。
然而，在许多其他情况下，推广工作失败了。这些失败可能暴露了农业科学传播策略中的某些问题。事实上，一些社群对试验站和田间试验漠不关心甚至抱有敌意。例如，辽宁昌图县的试验分场根本未能引起公众关注。该站成立于1908年，占地约150亩，在汉人农民从蒙古地主手中租种大片土地的地区进行肥料、工具以及美国小麦和苜蓿等作物的试验。但据报告，该站附近的居民毫无兴趣，甚至懒得去看一眼。远在宁夏宁灵县，推广的问题则有所不同。据说当地农民对所给予他们的农学信息持怀疑态度。宁灵位于黄河岸边肥沃的冲积平原上，据记载主要居住着清季回乱后在此殖民的汉人定居者，他们以种植鸦片作为首选经济作物而闻名。当他们与地方官员聚集在“传论试验”的组织性会议中时，据报告他们对所听到的内容完全不相信。随后，官员们决心建立一个农会，显然是认为更大的制度化将促进推广工作。
农业推广与社会网络
如果说农业科学的发展与地方层面环境知识的构建齐头并进，那么它也受到特定地点社会互动和交往模式的影响。“科学必须发生在某个地方”这一观念，对历史学家来说不仅是一个有用的提示。它也可以提醒人们，领导者在试图确定在哪里建立新的科学工作场所时面临的挑战。对于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官员来说，在现有城市、城镇、郊区和乡村的空间秩序中为科学寻找一席之地，是实际需要。基于对财政、空间可用性以及仪式在公共生活中作用的种种考量，他们常常将农业科学的空间分配给先前用于其他用途的地点。旧建筑被移交或出租给农会；民用和宗教财产被置于试验站的控制之下。尽管人们可能倾向于认为新机构的到来抹去了先前活动的任何痕迹，但方志提供了初步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有些地点似乎正是因其先前与农业的联系而被选中的。此外，围绕这些地点的社会网络可能在它们被改作他用后并未立即消失，这留下了它们影响科学知识在人群中传播的可能性。
通过LoGaRT可获取的方志表明，许多不同类型的空间被改作农业机构使用。民用财产是其中之一。例如，在山西解县，一个试验站占据了当地政府主要行政建筑群内警察局旁边的一块有围墙的区域（图3）。军事场所也被改作农业科学用途。在一些县，演武厅和较场被移交给新学校或试验站控制，这可能是因为它们空间足够宽敞，可以容纳农业活动，且通常位于城墙外或更远的郊区。其他地点则与国家认可的尊孔正统有关，如文庙和崇圣祠。在贵州普安，官员将文昌宫和附近的先农坛改造成相邻的种桑养蚕场地。
1920年县志中的一幅图像描绘了这些仪式性建筑，并标注了它们作为桑树繁殖空间的新用途（图4）。鉴于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政治气候，宗教和仪式场所被改造成科学场所并不令人惊讶。同一场支持建立农业改良机构的改革运动，也鼓励将寺庙改为学校。在义和团运动（1899-1901）之后的几年里，改革者加强了对地方宗教的言辞攻击，抨击与迷信相关的人、行为和财产。在整个民国初期，他们发起了没收土地或摧毁与灵性活动相关的建筑的运动，无论这些活动是关联佛教和道教等宗教传统、祭祖和祭祀地方名流的习俗，还是与支撑帝国权威的更大宇宙观相关联的仪式。这些地点中的许多都深度融入了地方社会结构和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它们是社区的象征，是人们定期聚集的场所，尤其是在庙会等特殊活动期间。这使得改革运动更具争议性。一些社区组织起来抵制这些运动，但许多社区无法做到。据估计，在1900年之后的三十年里，有数十万座寺庙被没收。
然而，尽管这一过程充满争议甚至有时是暴力的，但认为中国的新农业机构体现了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则是错误的。相当一部分机构位于先前与农业和农村经济有所关联的地点，例如属于粮仓或供奉与农业相关神祇的寺庙，如仓圣庙和风神庙。对于最常用来安置新农业机构的地点之一——先农坛来说尤其如此。与此祭坛相关的仪式活动是为了纪念神话中的农耕始祖。在清代，农业祭坛的建设在1726年之后激增，当时雍正皇帝（1723-1735年在位）命令所有府、州、县和驻军建造规定尺寸的祭坛，用于举行仪式。每年农历二月，官员们需要献祭并在即将到来的生长季节之前象征性地犁地。但祭坛与农业的联系远不止于年度仪式。一幅出现在1785年和1884年六合县志中的插图显示了农民在祭坛周围耕作土地并将水稻移栽到稻田中（图5）。根据文字记载，知县亲自耕种祭坛周围的部分土地；其他地块则出租给佃农。如果这种模式在其他地区也成立，则表明先农坛是定期进行农耕活动的地方，也是人们可能有机会交流信息的地方。这将使这些祭坛在功能上与帝制晚期的其他类型的仪式性建筑相当，在这些地方，人们有时会分享诸如技艺和自然资源等主题的知识。
到1920年代，许多先农坛承担了与科学相关的新职责。方志显示，山东临沂、湖南溆浦和四川金堂的官员都将当地先农坛的场地改建为试验站。在江苏高邮，祭坛的土地被改造成苗圃事务所。在每一个案例中，领导者都将雍正皇帝敕令建立的地点改作他用。因此很明显，他们利用了早期帝国范围制度建设的成果，为自己的农业倡议配置资源。虽然方志没有表明这些地点在被改作他用后当地人是如何看待它们的，但它们先前与农业的联系很可能促进了有关农业改良技术的新信息的传播。
与自然环境相关的神祇祠庙可能为新农业机构提供了更肥沃的土壤，因为它们通常吸引了农村人口最多的关注，并维持着更大的社会网络。考虑一下辽宁岫岩农会的历史。该协会始于位于县城东门外的财神庙。这座寺庙长期以来一直是农民的集会场所，因为里面供奉着虫王庙。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农民们聚集在庙里烧香、献祭并参与相关的庆祝活动，寻求保护他们的庄稼免受蝗虫和其他害虫的侵害。他们还利用这个机会检查田地是否有任何虫害迹象。因此，这一活动及其参与者被统称为虫王会。1910年，在当地官员收到省政府设立农会的命令后，协会的新主任租用了财神庙的几间厅堂。然后他“将虫王会改为农会”。不幸的是，方志记载中没有关于这一转变的其他细节。尽管如此，可以合理推测，这位主任将现有的社团视为建立新组织的便捷手段，因为农民之间通过年度拜神、庙会和查看庄稼的实践活动维系着关系网络和共享知识。
这些例子虽然远非结论性的，但表明利用仪式场所来容纳新的农业机构不仅涉及对空间的占用，也涉及对社区关系的利用。提出在这些地点的人们以某种延续性的交流模式交换农业技术信息，并非牵强附会。人们可以想象，例如，岫岩以前参加虫王会的农民可能已经准备好接收和分享有关防治害虫技巧的新信息。特别是，由于某些地点先前与农业有联系，二十世纪早期的领导者很可能会试图利用现有的关系和知识结构来促进农业改良，即使他们同时也在努力改造两者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结论
LoGaRT及其方志提供了在全球和国家框架之外重新思考中国科学史的机会。由于现存的大量方志关注比帝国/民族国家和省份更小的区域，它们允许就地方和区域尺度上“地方”与科学的关系提出新的问题。就二十世纪早期的农业科学而言，方志打开了一扇窗，展示了官员和专家从事基于地方的研究，以理解当地农业的生态基础及其改良前景的各种方式。此外，由于方志经常记载特定的地点、建筑和机构，它们让研究人员得以探索作为科学活动空间的特定场所的历史。诚然，关于这些地点的方志记载通常不如历史学家所期望的那样详细。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对中国科学地方性本质的探索应借鉴可能包含对此类场所更深入见解的其他来源，例如省报或个人文件与文集。尽管如此，方志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们揭示了关于地方的特定性——作为行政空间、作为生态区域、作为超地方地点——的某些线索，这些线索对于思考地方社群中的科学具有相关性。
方志也使得更广泛地重新思考中国科学史成为可能。尽管在二十世纪之交，全球影响对政治和知识精英影响巨大，但基于书本的学习和田野研究的惯常做法继续影响着农业知识的构建。这并非否认新场所（如实验室和试验站）或新出版物（如国家级科学期刊）在塑造中国科学方面的重要性。但这确实表明，某些知识生产和交流的惯例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再举一个例子，在世纪之交变得更加普遍的与农业、工业和商业相关的技术培训课程，与帝制晚期官员召集民众进行道德和法律启蒙的乡约传统有某种相似之处。因此，有理由认为，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揭示更多的方式，表明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其说是一个向新事物的突然转变，不如说是在旧有实践之上对新实践的逐渐积累。
编译不易，若各位读者认为不错，
可以在本文末尾给本人些许打赏。
点击下方“喜欢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