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李莉 杨嘉辰]后农业文明的先锋人群

每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出现时，都会有与之相契合的人群顺应趋势，向资源富集或有新发展可能性的地方流动，这种流动正是引起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这样的人群便是“先锋人群”。如工业社会的先锋人群是从乡村流向城市的，由农民群体而形成工人群体，由农场主而形成资本家群体；在后工业社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开始部分取代旧的工人阶级，并因其“具有领导革命的潜力，他们所发挥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其实际人数”，而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中产阶级。美国的社会结构之所以呈橄榄形态分布，就是因为其中产阶级规模较大，美国也因此成为典型的后工业社会国家。

当今社会正在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正在形成，甚至已经向我们走来，新能源、互联网、智能系统等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已为这一切的转型打下了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定会出现新的不断流动及迁徙的先锋人群，他们的流动及迁徙将会带来社会知识和工作技能的重组，甚至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革。

什么样的群体是当今的先锋人群？艺术人类学者首先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一般来说，社会学者研究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城市问题，而人类学者通常会把眼光转向乡村、部落或城市中的亚文化，因此通常人类学者更容易关注到社会变迁，而社会学者更容易关注到社会转型。近代以来社会的转型或新的社会形态的形成基本来自城市而非乡村，城市被认为是爆发社会或文化变革的中心，乡村则通常都是受城市辐射的边缘化地区。不过，据笔者观察，本轮社会转型的爆发点将出现在乡村或城乡交界处，且领导转型的多是从事艺术或与艺术相关的具有创意性工作的群体，而这也正是为何这一现象会被艺术人类学者首先关注的原因。

本文有关“先锋人群”的定义，首先受到生物学的启发。生物学中通常将群落演替中最先出现的植物称为“先锋植物”（pioneer plant），因其往往是裸地的首批定居者，会通过分泌特殊化合物发展和维持新的生态系统，为后续顶级群落的出现创造合适的条件而得名。人类社会作为生态圈的一环，也不免遵循着类似的规律：部分群体的流动、创新与尝试会引发额外的社会系统变化，推动文化变革和体制转变。纵观人类的发展史，从采集 - 狩猎时代到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在每一次社会形态的跃迁中，都闪现着“先锋人群”的身影。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也可以说是一部由“先锋人群”的代际接力共同写就的社会转型史。因此，观察和研究“先锋人群”的流向及其所呈现出的工作、生活方式，不仅是理解社会转型的切入口，也是预测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抓手。

笔者通过长期的田野考察，从景德镇、宜兴、佛山等手工业城镇的转型，以及各地频现的“艺术乡建”“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等现象中看到，许多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正在离开大城市，进入传统手工艺城市的城乡结合处或周边乡村中创业，有的甚至跑到偏远民族地区的乡村创业，或是进入乡村从事各种艺术活动。他们带动了传统手工业城镇和乡村的手工艺复兴，催生出许多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作坊或艺术家工作室、自媒体直播间，以及众多的手工艺市集，并推动了传统熟人社会以及城乡互动场景的恢复。笔者将这类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称为“后农业文明”景象，而这些跨区域流动的艺术家、设计师、媒体人等新型创意人群，则可称为催发后农业文明产生的“先锋人群”。

回溯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就会看到，对于社会转型中人的能动性的思考始终潜伏在民族志文本的字里行间，形成了一条半明半隐的学术脉络。20世纪20年代，莫斯（Marcel Mauss）已经意识到人类的道德进步可以能动地干预社会转型的方向，他指出，“只要社会、社会中的次群体及至社会中的个体，能够使他们的关系稳定下来，知道给予、接受和回报，社会就能进步”。20世纪60年代，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东南亚传统社会的田野中发现，特定群体会在与他们所属的更大社会之间关系的激烈改变中成为具有超越地域倾向的“创新群体”，他们的宗教与道德意识形态可能会成为经济变迁的动力。随后，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在《仪式过程》一书中提出“阈限人”（liminar）的概念，指出“这些人员会从类别（即正常情况下，在文化空间里为状况和位置进行定位的类别）的网络中躲避或逃逸出去”，且“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对人类尚未使用的、不断进化的潜能略见一斑”。20世纪80年代，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追溯社会转型的源头时提出“潜在群体”（latent group）的假设，在她看来，“潜在群体是最简单的形式，因此也是最便于用来例证思想风格在维系体系运作中的作用的”，对“潜在群体”的解释就是对“社会如何可能”的回答。这些对社会文化变革推手的文化阐释，恰与“先锋人群”的实践逻辑形成呼应。在当代文明转型的历史语境下，这条隐伏的学术线索越发显露出其阐释效力。

人类学对“先锋人群”的关注，本质上源于其学科内核中对于“文化变迁机制”的永恒追问。传统人类学虽然以观察切片式的小型社会见长，但必然会涉及社会系统如何建构和维系自身的讨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人类学研究面向全球化动态发展的广阔田野，更加需要关注文化变迁的动因。“先锋人群”作为文化基因突变的潜在推手，无疑是观察文化转型的“锋面”。在认识论层面，“先锋人群”研究肯定了文化是多元主体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持久的、代际的意义协商的结果，暗合了当代人类学从“文化是什么”到“文化如何生成”的分析重心转向。在方法论层面，“先锋人群”研究可以成为突破西方现代化发展范式及道路垄断的一个契机，在对“先锋人群”的颗粒透视中，有着揭示非西方社会因地制宜谋求发展的可能性。

立足当下，我们在田野中观察到，伴随着当代社会从“物的生产”向“意义生产”的范式转移、实体经济向体验性经济和知识性经济的转移、实体空间向虚拟空间的延展，“先锋人群”的构成与使命再次发生了质变。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消弭了盛行于传统大工业时代的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的逻辑，转而推动了散点化、小型化、多元化新型社会结构的形成。由此，以高科技服务于人文关怀与生态良性循环的新文明形态，也就是笔者谓之的“后农业文明”——一种围绕生态知识和创意组织起来的文化性生态经济及与之配套的社会发展模式呼之欲出。后农业文明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代“先锋人群”融合遗产资源和生态资源的知识储备与创新能力，以及在高科技背景中创造一种更环保、更人文的新生活方式的实践能力。在这样的时代召唤下，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与创意工作者感知到作为“先锋人群”的身份自觉，他们用艺术实践推动文化创新，将艺术边界推向日常生活领域，试图让艺术语言成为跨文化交流的载体，他们向既定社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不断发起诘问，推动着文化和社会迈入转型与进步之旅。

有鉴于当代“先锋人群”的创意与艺术转向，艺术人类学得以为解析“先锋人群”的实践路径和社会功能提供独特框架。一方面，艺术人类学强调将先锋实践还原到具体的时空中，通过田野调查揭示“先锋人群”如何经历自身迁徙、具身实践和自由劳动等环节，将个体经验转化为公共文化符号。另一方面，艺术人类学能够从整体观出发，审视后现代艺术界与社会的互构关系，探知“先锋人群”如何通过意义生产架构“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全球”的良性对话机制，推动文明形态的螺旋升级。也正是在这一维度上，“先锋人群”凸显出其作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关键词的重要意义，因为其标记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关注点从“物”到“人”的发展脉搏，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形成独特理论视野和成熟体系的体现。

本文旨在从人类学、社会学和艺术学的跨学科视角，通过追溯“先锋人群”的历史谱系，解析不同历史阶段“先锋人群”与人口迁徙模式、经济生活样式的动态勾连，论证“先锋人群”作为社会转型动力的普遍意义，并探析当代“先锋人群”中的关键集团——艺术家与创意工作者如何推动社会向可能的后农业文明形态转进。

一、先锋何为：

“先锋人群”与他们的时代

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转型都是从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开始的，其流动的方向总是那些有助于社会转型的资源富集地区、有利于发展出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地方。所谓的文明就是一个地理空间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总和，因此，由社会的转型所带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型往往就是文明的转型。这种转型是涵盖社会结构、人口结构、知识结构、劳动结构、制度结构，以及人的价值观与等级制度等全方位的转型。向富集新社会资源的新领地流动的“先锋人群”，就像文化变迁的先遣队。从采集—狩猎时代至今的每一个人类发展时段中，伴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均有不同的“先锋人群”担纲社会转型的前驱，“各领风骚数百年”。

（一）农民：人类文明的启幕

在我们的印象中，农民是一群被捆绑在土地上的“保守群体”，但事实上，农民也曾是农业社会中的关键集团和先锋人群。

第一，农民曾是引领人类从采集 - 狩猎社会转进农业社会的群体，他们推动人类实现了从迁徙到定居的生活革命。早期无数无名的先锋农民在生态压力下承担了使农业革命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使命，他们的一系列农业技术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如摩尔根所说，“由于有了这些发明，由于早先已经有了园艺，于是，田野农业便出现了；人类也就因此开始获得了无穷的食物。”中国的许多神话故事都“集中在先民开创农业文明的领域中”，如伏羲“结网罟以教佃渔”，神农氏“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等，印证了中华文化中农业技术发展与先民向文明迈进的历史进程是高度重叠的。农业技术的成熟使人类从游牧到定居，从采集—狩猎到农业耕作，贡献了源源不断的生命资料，并最终催化了人类文明。

第二，农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持续塑造着社会观念与价值体系，孕育了人类深刻的哲学思辨与璀璨的多元文化。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强调农民文化“是一种多元素复合而成的文化，它完全配得上被称为‘人类文明的一个侧面’”，是人文资源的宝库。此外，农民的生产活动还建构了初步的宇宙观念，历史学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便认为，农业生产对预知生产周期的需要，促使人类获得了对“未来”概念的感知和探索。在华夏文明中，“天人合一”作为最古老的哲学主张之一，要求“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其实质就是以良性发展农业生产为出发点而筹划出的理想政治蓝图。

第三，农业生产者在产业创新方面的实践同样具有先锋性，某种意义上，他们从自身的生产经验中孕育了工业发展的可能。在一体两面的中国农业哲学指导下，中国的村庄与农田中盛放出了手工业的奇葩。费孝通曾指出，“中国原有工业普遍的和广大的和农民发生密切的关系”，农民“为了在这么少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并且尽可能富起来，在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家庭手工业”，这是农业生产者为了缓解尖锐的人地矛盾而自发地探索产业创新的成果，与西方选择的侵略和殖民之路截然不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锋农民具备了转身成为产业工人的潜力，为工业时代的到来积蓄了能量。

（二）资本家和工人：

工业社会的引擎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首要特征，是以人口流动为标志的城市化浪潮。18世纪，随着煤炭能源的大规模利用和纺织技术的普及，资本家开始大规模兴建工厂和城市，还通过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投资将农业区域与工业城市相连，彻底颠覆了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口分布格局，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始涌入城市，成为雇佣劳动者。恩格斯对此描述道，“一切传统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从乡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作为资本家使农村劳动人口商品化的结果，数量庞大的工人阶级应运而生。工人阶级的空间迁徙造就了跨地域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尽管这一过程伴随剥削与冲突，但也在事实上打破了人力资源在各生产部门之间流动的壁垒，客观上促进了地区乃至全球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从而有效提高了各国国民经济水平。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末（1978—1998），我国从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21%；21世纪初，中国每年新增进城农民工600万到800万人，与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每年GDP增长9%到10%有直接关系。工人阶级的流动还具有拉平地区收入和城乡差异的效果。同时，跨区域的工人流动加速了技术扩散与产业转移，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得以嵌入全球产业链序列，从中分享利润，甚至得到追赶先进技术的契机。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共同推动了人口结构在时空秩序上的断裂与重建，前现代的传统生活方式得以彻底改造。

（三）知识分子：

后工业社会的中坚

如果说工人阶级是工业时代的先锋人群，那么到了后工业时代，知识分子就开始取代工人阶级，成为新时代的先锋人群。这种图景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显现的，当时的美国白领工人和服务性行业的劳动者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资本家则被职业经理人所代替。发达国家开始进入知识社会。

知识社会最基本的资源，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经济学家称之为“土地”），也不再是劳动力，而是知识。此时，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提出了“知识社会”的概念，他指出价值由“生产力”与“创新”来创造，而这些都需要将知识运用于工作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知识资本构成的个体经营在增多。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在二十年的衰落以后，个体经营数字在1972—1979年间增长了25%，美国约一亿劳动大军中的六千万人在小企业里工作。堺屋太一认为，产业革命以来工业社会所追求的资源与能源即高消费型技术进步的大量化、大型化、高速化过程已经停止，而省力化、多样化、信息化和资源利用高效化倾向正在发展。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进一步指出，后工业社会中“新的权力基础从所有权和政治标准移向知识”，理论知识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的战略资源，科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和智能科技新生领域的工程师将取代企业主、商人和工业经理人成为“一代新人”。科学家与工程师，或者说广义上的技术知识分子，将凭借其支配科学的精神气质成为社会权力舞台上的关键集团，人才开发及扩大教育与智力机构将成为社会首先考虑的问题。知识分子群体的活动促进了人类社会从物质生产向知识生产的结构性转变，知识分子群体开始灵活地向全球不同的城市与地区迁移、聚集，引发了以知识生产为主的劳动形式革新，创造了知识经济这一特别的经济形态，持续推动了社会系统在城市空间、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上的深层变革。

第一，人口发生全球性迁移，且“知识密集”的特征更为显著，“只有在不同专家彼此靠近的情况下，高度的专业化才会创造效率。因此，随着专业化程度提高，能互补的专家也要结成更大的密集群落”。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最新报告也显示，以知识密集型价值链为主的全球创新价值链内的绝大多数活动，都发生在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或其所在地区。知识密集的人口流动伴有跨国流动特征，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数据显示，供职于美国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雇员中，有25.5%从他国迁徙而来。

第二，在后工业社会转型中，出现了以知识与技术本领为核心的新型生产形式——知识生产劳动，引发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深层重构。工业社会的工人不拥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他们只有依赖工厂主提供的厂房和生产工具才能生产，他们唯一拥有的只有劳动力，因此被称为无产阶级。而知识社会中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他们拥有的知识和技能可以成为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而且他们“可以随意将知识带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因此，他们被称为自由劳动者，在生活中，科学家、工程师、管理人才等都属于这一类人群，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更接近农业社会的农民，而不是工业社会的工人。

第三，知识分子凭借理论和技术更新了中产阶级的概念内涵，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性格。随着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及其需要，知识逐步跃升为与金钱同样重要的资本形式，具备专业知识和专门技术的知识分子从普通工人中独立出来，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白领”群体，他们被称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概念也由此从“财产阶级”转型为“职业阶级”。

第四，知识分子对传统生产要素的高度介入使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直接推动了“知识经济”的诞生，并呈现出技术驱动、跨界协作和教育重构等特征。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发表年度报告，首次明确定义“知识经济”是“直接依据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实用”的经济生产模式，宣告“知识经济”作为不可或缺的经济增长点而被广泛认可。时至今日，知识经济已从社会学家笔下的理论预测演变为可观测、可感知的现实图景。

“从农民到工人，再到职员，这就是美国的简史。”美国是第一个迈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其特征就是各种专业人员向城市集中，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写道，“专业人员几乎都是信息工作人员——律师、教师、工程师、计算机程序编制员、系统分析员、医生、建筑师、会计人员、图书管理员、新闻记者、社会工作者、护士、牧师等。”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因此可以说，美国很早就不再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国家了。如果说工业化时代的先锋人群是工人阶级，他们共同缔造了一个物化的社会，那么，后工业化时代的先锋人群就是专业化的知识分子，他们共同缔造了一个知识社会。

笔者在后工业社会部分投入较大篇幅的原因有二，第一，没有后工业社会就不会有后农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是工业社会迈向后农业社会的桥梁；第二，中国的发展是折叠式发展，在工业化还没有发展充分时，后工业化就来临了，在许多人刚刚意识到后工业，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后工业社会时，后农业现象又出现了。费孝通曾说，“我这一生经历了二十世纪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这段历史里，先后出现了三种社会形态，就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及信息社会。这里边包含着两个大的跳跃，就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我概括为三个阶段和两大变化，并把它比作‘三级两跳’。”费孝通此处讲的信息社会实际就是后现代社会，他还说，“我们的第一跳还在进行当中，有的地方还没有完成，现在却又开始下一个更大的跳跃了。”其实我们今天遇到的情况还是一样，只是现在不仅是三级两跳，还需要三级四跳。但最大的不一样是，前面两跳我们都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而今天我们要自己率先起跳，这就需要许多原创性的理论研究予以支持。

二、新型创意人：

后农业社会的破冰者

近年来，笔者一直在研究后农业文明，先锋人群和剧场社会都是包含在这一研究中的关键词，而这一研究的驱动力最初并非仅仅来自学术，而是来自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深切忧虑及思考。在此过程中，深刻刺激笔者的是“人类世”概念的出现。“人类世”原本是一个地质概念，它整合了各种地质现象，并将其放置于地球生命的尺度中，用以说明地球最近突然发生的变化，即有人类文明以来所发生的诸多急剧且糟糕的变化：海平面不断上升，污染与温室气体逐渐增多，全球生物多样性正在瓦解。地球系统的变化正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文化、政治、社会经济因素以及技术变革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地给地球施加压力，使其超出了全新世的范式。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一方面见证了人类强大力量的崛起，另一方面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人类的未来一定要找到新的突破口改变或延缓这一现象，而“人类世”的概念让笔者开始用新的尺度去思考人类的过去、当下与未来。从空间的尺度来讲，其是星系性（地球）的；从时间的尺度来讲，其可以归纳到人类文明的各个阶段；从研究对象的尺度来讲，其是具有系统性（地球系统）的，可以从地球系统来观察人类与社会、人类与科学技术、人类与地球上的各种生物及自然等的关系的互动。

尽管“人类世”本质上是地质概念，但它的背景、起源和影响不能仅仅通过地质学，或者是仅仅通过自然科学来理解，还需要打破“人类活动”的条框，对其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当笔者将这一研究视野引入具体的田野实践时，就关注到了文明转型及人类的迁徙活动，并由此认识到，历史的潮流总是滚滚向前，要知道潮流奔涌的方向，首先就要关注这个时代人们迁徙的方向。最初的迁徙是由少数人开始的，然后才形成一个新的趋势。笔者在有关艺术乡建的系列案例研究以及针对景德镇的长期田野观察中发现，当下中国社会中最活跃、最具空间迁徙特征的群体，正是以艺术家、设计师、媒体人为代表的“新型创意人”。他们具备创意能力与创新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我们时代的文化走向，乃至政治与经济的动向。从文化与政治维度来看，人们正是通过这样的迁徙，实现了一种具身与文化意义上的乡土回归，他们重新认识并激活了这片土地中生长出来的艺术与审美。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与本土工匠展开合作，不仅强化了彼此之间的共情与认同，也将后者逐步吸纳进“先锋人群”的行列之中。这一队伍还呈现出向外扩充的包容态势：继本土工匠的先期加入之后，具备社会责任感与想象力的企业家也接踵而至，随后亦有政府部门的积极参与。这是一个呼唤知识、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时代，而作为“当代先锋人群”的“新型创意人”则是这一结构变迁中不可或缺的能动者。

一个镜像的世界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样的虚拟世界会成为我们发挥巨大想象力的空间，沉浸式体验在未来将成为主要消费品。基于人类作为一种视觉动物的生理事实，美国著名科技杂志《连线》主编凯文·凯利（Kevin Kelly）预言了“眼球经济”和“注意力经济”在未来的广泛运用，而艺术家、设计师、媒体人正是一群制作体验式场景和眼球经济的主力军。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模式相比较，这样的经济模式有着更少的物质性，更多的人文性和可体验性，更少消耗自然资源，更多消耗遗产资源与文化资本，因此具有更多的生态性和可持续性。这样的发展趋势也许能把人从拜物教的陷阱拨离出来，渴望更多精神追求，从而减轻地球的负担。

本文的“先锋人群”概念主要来自长期的田野观察，这种观察以“人类世”概念为基础，在人与自然等复杂的尺度中观察当代先锋人群的社会行动趋势。这一趋势也许带来的是一种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趋势。或许，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把我们引向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时代的场景正在被建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提前理解这种正在被建构的新场景。本文提出的当代先锋人群和后农业文明并非书斋里的想象，而是田野中的真实存在。学者的职责不仅仅是去建构理论，还包括通过田野考察去发现现象与事实，然后去揭示这些现象和事实背后的意义与结构，进而去展望未来，并写成论文在学术界进行探讨。这样的探讨绝非普通的学术议题，而是在国家有关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战略的基础上，直面新兴社会形态的一种具有未来感的研究。希望这样的研究能助力国家率先进入新的社会发展形态，进而掌握文化发展主导权，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姿态进入世界发展的前沿。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