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堡曾设“省立临洮农业职业学校”

——末代土司赵天乙的农场与农业学校遗事

白雪峰

在今日渭源县会川镇一带，提及赵天乙之名，依旧为当地一众长者所铭记。地方文史研究者与赵氏后裔，皆能娓娓道来这位会川末代土司的传奇过往。赵天乙，名柱，字天乙，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岁以嫡长身份承袭世职，成为会川伯赵氏土司第十九代传人，世袭临洮卫指挥使，管辖土军、坐镇洮卫。 

赵氏一族扎根会川五百五十余载，自明代受封伊始，世代承袭、雄踞陇右，历经十九代土司治理，根基盘根错节。赵氏土司于今会川新城修筑土司衙门，驻地群山遂得名衙里山；其所辖土军屯守之地，便是会川镇声名远扬的磐石堡。因长期作为地方核心治理机构，此地别称官堡，城堡高墙峻垒、壁垒森严，地势险要且易守难攻，自古便是陇中南部的交通要冲与军事重镇。

民国以来，土司制度渐趋瓦解。1926年，国民军将领刘郁芬主政甘肃，全面推行改土归流新政。赵天乙因参与地方反改土归流活动，被迫远赴四川避难，世袭土司官职被正式裁撤，名下大片土地尽数收归公有。待国民军撤离甘肃后，赵天乙多方奔走申请，重新领回部分祖产土地，自此褪去土司身份，以地方乡绅的全新身份立足乡里，深耕乡土事务。此后，他先后出任地方保安队队长、会川中学筹建委员会主任，后又当选首届会川县参议会议长，深度参与地方政务与公共建设。 

官堡（今渭源县会川镇）的行政区划纠葛，由来已久。嘉靖二十六年，巡按御使郑、知府方以渭邑四里民寡地狭，乃奏从狄道划南川、渭竹二里归渭源。届时官堡以南川里建制，从狄道县（临洮旧称）划归渭源县管辖。然自明英宗正统年间，赵氏先祖赵安因战功敕封会川伯，后世子孙世袭临洮卫指挥使，这片土地便成为赵氏土司世袭管控的领地。明清两代数百年间，此地长期处于特殊治理格局之下：名义上隶属渭源县，实则由临洮卫土官土司全权管辖，形成名属渭源、实隶临洮的独特飞地态势。民国改土归流后，临洮、渭源两县针对官堡的管辖权争端日益尖锐。民国三十年（1941年）10月28日，《甘肃民国日报》第三版刊发《省府整理临渭两县飞地》一文，详细记载彼时治理困境：“官堡人烟稠密，地形交错，地处临渭两县交界，同一市镇分设两县乡镇公所。省府曾多次派员实地查勘、统筹划拨，意在理顺区划，奈何两县民众诉求相悖、地方势力利益分歧巨大，区划调整久久悬而未决。为此省府拟议在官堡增设新治，将临渭两县飞地，连同漳县、岷县交界狭长地域统一划归管辖，以规整治理体系。”寥寥数语，道尽数百年土司制度遗留的区划积弊，也折射出民国时期地方治理的现实困局。为破解飞地纷争，甘肃省政府屡次派员踏勘调解，却因各方利益博弈僵持不下，最终敲定增设新县的治理方案。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官府以官堡为核心，析分临洮、渭源、漳县三县边地，及卓尼设治局接壤区域，正式设立会川县，县治定址官堡。至此，绵延数百年的临渭飞地之争尘埃落定，长久的区划矛盾得以彻底化解。

官堡省立农校的缘起，便可追溯至1940年。这一年，赵天乙与临洮官方的联结愈发紧密，也开启了他兴办实业、助力地方发展的重要历程。1940年10月18日，甘肃省政府召开第七百九十七次政务会议，会议第三项议题，专门审议省建设厅转呈的重要签呈：临洮县政府呈报，会川乡绅赵天乙自筹资金在官堡镇创办农事试验场，因资金缺口一万零三百一十五元，恳请省府拨付专项补助；建设厅拟定两套处置方案，报请省府裁决。

此次会议最终决议：准予扶持兴办，将原有“农事试验场”更名为“经济农场”，场地建筑经费由省建设专项公费划拨，日常运营开支另行拟定方案，上报审核批复。该决议完整刊载于1940年10月19日《甘肃民国日报》第三版，史料详实可考。

简短的政务记载，暗藏多重历史信息。其一，赵天乙创办农事试验场，并非私人随性之举，而是经由临洮县政府层层上报、省建设厅审核、省府会议审议的正规政务流程，具备官方认可的合法资质。其二，甘肃省府对民间农业试验事业持明确扶持态度，而将“农事试验场”更名“经济农场”，足以窥见当时执政者务实施政的导向，更加注重农业改良的实际经济效益与民生价值。其三，建设经费专项拨付、日常经费另行报批的安排，既为农场建设提供了基础保障，也预示着长效运营的资金难题，将是农场长远发展的核心考验。

对于赵天乙这个失去了土司身份、只保留乡绅地位的人而言，要在官堡办起一座农场，难度可想而知。官堡镇（即今渭源县会川镇）地处洮河上游，1926年土司被撤后，赵氏在当地的权威虽然已非昔比，但赵家在地方的声望和人脉毕竟深厚，仍然是地方上说话算数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他那段曲折经历似乎并未令他消沉，反而使他在改土归流后的体制中找到了新的从政之道，以乡绅身份参与地方建设，在民国政府体制内争取一席之地。请求省府拨款办农场，正是这种路径的实际体现。省府决议中的“邑绅赵天乙”四个字，恰如其分地标示了他的社会位置。

然而官堡“经济农场”筹办不久，形势便有变化。1941年，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出巡，经过临洮官堡一带，实地察看了这所农场。谷正伦同年11月刚刚上任，是继邵力子、朱绍良之后的第三位主甘中央大员，被后世视为“中国宪兵之父”，带兵出身，却对后方经济建设颇为重视，上任时提出“在进步中求安定”的施政口号。谷正伦后来在甘肃的举措，主政期间的确注重兴办实业、发展教育，还推动设立了甘肃省贸易公司，调剂物资供需。官堡农场虽然不大，但这位新主席还是注意到了它的存在。

据1941年11月11日《甘肃民国日报》第三版以<临洮官堡农场改设农业学校>为题报道：“临洮官堡原设有农场一所，惟以经费困难，各项设施均未完成，谷主席前次出巡时，道经该地，经决定将农场改设农业学校，并令该场创建人赵天乙，拟其计划预算呈核省府，兹据呈报，现决定除令属将临洮县之农业学校迁往官堡，利用原有农场从事教学外，并增拨国币二万八千五百四十元，作为建修大礼堂、教室及学生宿舍之用，并决定扩充班级，扩充办法正拟审中。”

由农场改设农业学校，这一决定意味深长。谷正伦看到的，恐怕不只是官堡农场经费困难、设施不完备的现状，而是意识到即便投入款项把农场办下来，终究只是一桩经济产业，不如将其转化为教育机构，以培养农业技术人才的途径带动更大范围的农事改良。抗战爆发后，西北被视为大后方和建设基地，甘肃省在这一时期也着力发展中等农业教育，临洮县立农业职业学校正是其中的先行者。将官堡农场纳入教育体系，与临洮农校合流，显然是一种战略性的布局。

赵天乙奉令拟订了计划预算呈送省府，省府很快批复同意，并追加了两万八千余元国币的专项拨款，用于修建大礼堂、教室及学生宿舍。这笔款项在当时不是小数目，从“经费困难，各项设施均未完成”的状态跃升为获得近三万元建校专款，这其中的落差足以说明省府对办学的态度。农场可以慢慢建，但学校的事，就要按正规学制来办了。

紧接着，1941年11月28日下午三点，甘肃省政府委员会第九百一十次例会在省府会议室召开，其中一项重要议题便是官堡农场的最终归宿。会议决议：临洮官堡农场与临洮县立农业学校合办，改为省立临洮农业职业学校，以官堡为校本部，临洮县农校为分校，并派县长朱鬥、县农校校长李自发、官堡农场创办人赵天乙为该校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办理继续建筑未竣房屋及一切筹备事宜。【1941年11月30日《甘肃民国日报》第三版<省府咋例会：临洮农场与临洮农校合办>】

至此，官堡经济农场完成了它的蜕变。一处由卸任土司发起的民间农业试验场，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经由省府主席实地考察、省委会讨论和专项拨款，最终升格为一所带有“省立”名号的农业职业学校。对于赵天乙而言，从一个身份尴尬的旧土司，被委任为省立农业职业学校的筹委会委员，这无疑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转变，民国政府用这种方式，将他吸纳到地方建设的体系中来了。

那么，这所省立临洮农业职业学校后来的命运如何呢？

据定西职业技术学院的历史沿革记载，1942年，官堡农场与临洮农场合并后，学校改名为甘肃省立农业职业学校。但这次合并之后，学校并没有在官堡长久驻足，而是迁到了临洮县城东山的原兰州乡师校址。兰州乡师因抗战防空疏散迁至临洮，留下了现成的校舍，学校便将二百亩地用作农场，迁至东山及山下新址。也就是说，1942年之后，官堡作为“校本部”的身份便逐渐名存实亡，学校的主体事实上已迁往临洮县城附近。

1944年7月，学校更名为甘肃省立临洮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此后几经变迁至1949年与临洮县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合并，成立甘肃省临洮联合工农职业学校，校址迁至临洮县城东大街文庙内，此后又先后更名为甘肃省立临洮高级工农职业学校、甘肃省临洮农业学校等，2000年定名为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农业学校。到2016年，定西市人民政府与甘肃农业大学开展合作办学，在此设置了甘肃农业大学应用技术学院。2023年，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定西职业技术学院。从一所土司创办的小型农场，到今天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这条漫长的发展链条上，官堡这个起点尽管在后来的校史叙述中着墨不多，却是这一历史传承的最初环节。

然而，官堡分分校的命运却远不如总校那样绵延不绝。省立临洮农业职业学校在官堡设立的校本部，随着总校迁往临洮东山、官堡农场并入总校体系之后，官堡分校延续了多长时间、办了几届学生、何时停办，现已查不到确切记载。就笔者所见的地方报刊和档案材料来看，1941年底之后的《甘肃民国日报》上，未见有关于官堡农业职业学校后续办学状况的进一步报道。推测在1942年之后，该校在官堡的分校部分可能已陆续并入总校，或是因生源不足、经费不继而自然停办。以当时抗战期间的条件，在官堡这样一处偏僻乡镇维持一所正规的省立职业学校殊非易事。这所学校的官堡时期，大概不过一两年的光景，便随着主体迁往临洮而画上了句号。

尽管如此，官堡毕竟曾经有过一所“省立临洮农业职业学校”。这个“省立”二字的分量，在当地乡民心中也许并不十分理解，但放在历史视野里看，却是一个值得记述的片段。在当时的甘肃，省立的中等职业学校寥寥无几，能够在官堡此等偏乡设一所省立学校，本身就说明了官方对这一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赵天乙在地方上所具有的能量和影响。

赵天乙此人，一生跌宕起伏。他幼年承袭土司之职，中年因反抗国民军而丢官失地，却又在民国体制内以士绅角色重新出发，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会川中学的筹办，他是筹建委员会主任；省立农业职业学校的设立，他是筹委会委员之一。这些身份的变化，折射出民国时期改土归流之后，旧势力向新体制的艰难转化。土司制度废止了，赵天乙的封建特权被剥夺了，但他在乡间的实际影响力仍然存在，且被官方以“邑绅”的名义认可和利用，用于推动战时西北的地方建设。

1949年之后，赵天乙的命运再次出现重大转折。他被王震将军派遣前往卓尼、夏河联络杨复兴、黄正清等藏族首领起义，1949年8月会川解放以后，他作为统战对象为新生政权奔走联络。不幸的是，他在从岷县返回途中被捕，不久蒙冤被处决，直到1986年才获平反昭雪。

虽然官堡的农业学校终究没有延续下来，虽然赵天乙早已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但那些曾经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一砖一瓦建起的教室、那些在试验田里摸索的麦种育植、那些走出校门投身农技改良的青年学子，都曾真切地存在过。官堡这座千年古镇，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曾经拥有过一所省立农业职业学校的校牌。这薄薄一块校牌的背后，站着一个希望在改土归流后有所作为的末代土司，站着一个希望以教育振兴后方的乡绅。历史或许尘封过往，但乡土记忆永存，这段藏于渭源会川的近代遗事，终究值得被细细铭记、永久留存。

作者：白雪峰，渭源县政协退休干部，政协定西市第五届委员会、政协渭源县第十届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