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之路——以费孝通的合作经济思想为中心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以费孝通的合作经济思想为中心

在现代农业发展的宏大叙事中，小农户始终是核心议题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我国人多地少，各地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很大......不是短时间内能全面实行规模化经营，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实现集中连片规模经营”。同时，我国小农户数量众多，其经营耕地面积占比约七成，从业人员约达九成，家庭经营长期占据农业主导，大国小农格局稳固。伴随土地制度变革、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农业技术革新和市场机制深化，小农户的生产方式、生计来源、社会关系及面临的市场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显著的兼业化、老龄化等特征，其与现代农业衔接的内涵与路径也需与时俱进地进行探索。

回溯历史，国家始终是塑造小农经济形态、推动农村社会结构调整的核心力量。“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这种格局的稳定与延续，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问题，也关乎农民福祉与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线性发展的现代农业过度追求规模与效益，与传统小农户经营模式形成一定的矛盾或张力，学界“现代农业主位论”的片面认知导致小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与农村社会生活中的整体性作用与整全性价值被忽视，割断了中国悠久的农耕文化和农业文明传统与根脉。那么，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并实现有效衔接，在现代农业的理念及发展视域之中纳入传统农业中的小农户生产，是一个在学理及实践领域都需要探讨的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于内忧外患下经济凋敝，合作经济思想涌入成为救亡探索路径，众多知识分子投身其中。20世纪上半期，许多知识分子都探讨过合作制度如何在中国农村中推行，以改善近代中国农村凋敝与乡村破产的现状。费孝通对乡土中国所遭遇的现实困境的思考极具代表性和洞察力，尤其是他对农村合作经济的探索，在当时独树一帜。费孝通关于合作经济的方案设计和基本思想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如何衔接的问题提供了具有历史视野的启发，其基于社会学视角的相关思考为我们留下了“有价值的设计方案”。

本文基于费孝通的合作经济思想，试图从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界对合作经济的思考出发，聚焦于三个方面：其一，重新发掘费孝通1932—1934年间以姐姐费达生口吻撰写的三篇文章的思想价值，厘清其核心观点、内在的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对学界关于费孝通早期合作经济的思考进行补充；其二，系统梳理费孝通合作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细致考察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的演进轨迹，以及基于这些认知提出的农村合作经济实践路径；其三，结合当前小农户兼业化、老龄化及深度嵌入全球化市场的新特征，探讨费孝通合作经济思想对当下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现实启示，梳理其经验与教训，明确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的适配性及调适方向。以期对今日中国农村合作的研究和实践有所借鉴，从而为农业现代化开辟兼具历史底蕴与时代特色的创新之路。

合作制度的理论最早产生于英国，并付诸实践。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法出现了以圣西门、欧文和傅里叶为主要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他们将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理想的社会形态，并描绘了以“合作社”为基层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美好蓝图。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最早赋予“合作”一词以特别的制度含义，希望在全社会建立基于财产公有制、民主管理和按需分配的合作主义“新和谐村”。欧文来到美国开始“新和谐公社”的实验和实践，失败后又回到英国，继续指导工人合作运动，但均以失败告终。虽如此，其探索仍为近代合作制度确立了基本的规范。同一时期，社会活动家威廉·金（William King，1786—1865）于1828年在布莱屯组织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在其影响之下，1828—1830年间，布莱屯附近成立了300多处合作社。欧文和威廉·金的合作思想对英国后来的合作运动产生了极大影响。1844年10月，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兰开夏附近的罗虚戴尔镇，28名纺织工人注册成立了世界合作运动史上第一个消费合作社——“罗虚戴尔公平先锋合作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该社目的在于“使社员获得经济的利益，改进他们家庭的及社会的生活”。发轫于英国的合作制度思想，19世纪后期向法国、德国、美国、丹麦、日本等国传播，并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合作形式，其中以农业领域的合作为主要形式，至20世纪初已经“差不多布满全球了”。

“至20世纪初合作经济已成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方合作思想作为西学东渐的一部分也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近代中国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农业国家面临西方坚船利炮与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各界对农民组织化问题的探索越来越多，合作运动渐兴。中国历史上不乏有关合作的思想论述，也存在大量的合作实践。“中国人较早接触现代意义上的合作（Co-operation）起自清末。1900—1910年间，两位从日本归国的教授在北京京师大学堂设有‘产业组合’一门功课，不过这纯粹是出于学问上的研究，并不具有合作宣传的意义，也未造成多大反响。”1918年3月30日，北京大学消费公社的成立开创了中国近代合作运动的先河。“五四”前后，互助论的思想在中国被广泛接受，杜亚泉、李大钊、邵力子等人都曾撰文介绍，其所标榜的自助、互助及阶级利益协调论与合作主义的某些主张具有相似性，为合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中介作用。20世纪初，合作主义被中国知识界接受并广泛传播，成为中国思想界救亡图存和建设现代化国家努力的一部分。

20世纪上半期，中国近代合作经济实践已形成“多主体参与、多类型覆盖”的丰富格局，为费孝通合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本土经验支撑。在社会组织主导的合作实践方面，成立于1921年的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是早期重要推动者，1923年在河北香河县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通过“低息贷款”解决小农借贷难题，其“男女平等、入退社自由、民主管理、等价交换”的纲领遵循的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奠定了合作事业的基础。在地方政府主导的生产合作社实践方面，以江苏、浙江等蚕丝主产区为主，除开弦弓村生丝合作社外，吴江是苏南各县中合作社建立较早的地区。“吴江县合作事业的办理，发轫于1928年，当时由农民银行筹备处兼办......蚕业合作社在吴江县建立的合作社中占有相当的位置，因为吴江县蚕业在农村农业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合作社多依托地方政府的信贷支持与技术推广，主要业务“在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这些实践覆盖信用、生产、消费等多领域，形成“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农民实践”的格局，既吸纳了西方合作原则，又贴合中国小农分散经营的现实，为费孝通观察和思考农村合作的“本土化”提供了实例。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乡村危机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于对乡村问题的认知及理论思想资源存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主张、论断以及乡村建设与改造的方案，但都对合作运动的价值与意义一致肯定，并在各自的改造方案中对其进行了吸纳。魏本权认为，20世纪上半期，合作经济的思想版图中，主要包括四股力量，即农村合作派、乡村建设派、中国农村派以及社会学界对合作运动的关注。农村合作派积极主张以农村合作运动推动乡村复兴，涵盖了一大批学界、政界及金融界人士，是20世纪上半期合作运动自上而下推广的主要体制性力量和决策来源；乡村建设派以致力于乡村改进与建设的知识分子为主，包括晏阳初、梁漱溟等乡建派知识分子，还包括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大学中一批致力于乡村改进的学者，他们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对合作运动进行了探索；而中国农村派则是对农村合作运动抱有批评与质疑的一股力量，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是解决乡村问题的合理路径，合作运动难以实现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社会学界对合作运动的探索是合作经济思想版图中长期被学界忽视但具有重要价值的力量，其中，尤以费孝通的探索最具代表性，也独具思想的深度。费孝通“将合作运动与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相互关联加以考察”，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节点，社会经济结构也正历经深刻的调整与转型，这无疑构成了费孝通后续对江村开展调研的关键学术背景与时代大背景。而费孝通并非仅仅对由知识精英群体以及行政管理部门所积极倡导且全力推动的农村合作运动给予了关注和认可，而是投身其中，亲身参与到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运动实践进程中，成为推动合作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展示了一种独具社会学视野的思考路径。

长期以来，学界对费孝通的研究已经相当全面和深入，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乃至历史学界，已有的丰富研究成果展现了费孝通有关中国乡村社会、小城镇发展、城乡发展、民族区域发展、城市社区治理、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等方面的成就，彰显了费孝通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和极具前瞻性的诸多论断。例如，沈关宝注意到，费孝通强调的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使他的乡村工业化及城镇化道路具有以“志在富民”为根本目标的特点。李友梅讨论了《江村经济》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问题，叶敬忠认为《江村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农政问题，赵旭东追踪了费孝通“志在富民”的思想谱系，周飞舟指出费孝通晚年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的思想转向，王小章探讨了费孝通与吴景超在面对“乡土中国”的现代出路这一问题时各自给出的答案。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关注到费孝通所受托尼的农业思想之影响以及费孝通自身的农业经济思想等问题。

费孝通于1932—1934年间以姐姐费达生的口吻撰写的三篇文章即《提倡乡村小规模制丝合作社》（1932）、《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1933）和《复兴丝业的先声》（1934），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学界对费孝通农业经济问题研究的关注焦点通常集中于《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重建》等作品。而实际上，费孝通对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的思考自20世纪30年代初写作这三篇文章时就已开始萌发，亦是费孝通后续农村研究的发轫，有关乡土工业和合作经济的基本思路也孕育于此。当时，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在农村推广科学养蚕、创办乡村制丝合作社，这让费孝通深受鼓舞。

这三篇文章构成了费孝通早年论述小农问题与乡村合作经济发展的“三部曲”。费孝通的学术研究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即1924至1957年、1979至1998年、1999至2005年。这三篇文章所构成的学术“三部曲”是其学术研究第一阶段之初的代表作，学术界对其农村研究的关注点应前移至此。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它们可被视为费孝通合作经济思想的起步与发端，其中已形成不少重要的、有价值的基本观点和总体判断。费孝通的这三篇文章围绕蚕丝业农村合作社问题，对当时的农村破产、小农户与蚕丝业的发展、城乡关系、蚕丝业合作社、农村社会有机体、社会组织的公平性等诸多问题都有深刻的、前瞻性的思考。这些论述和研究思路在他后续的农村研究如《江村经济》《乡土重建》中，有进一步清晰和完整的表达，并形成更成熟的观点和思想体系。

1935年，费孝通与当时的新婚妻子王同惠进入广西大瑶山瑶族农村展开调查，由此开启了他毕生践行的“志在富民”的实践活动，其成果凝结为《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然而，在调研的过程中遭遇意外，王同惠不幸离世，费孝通也身负重伤，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陷入了极度悲痛之中。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下，他来到姐姐费达生居住的开弦弓村调养身心、疗愈伤痛。1987年，费孝通为1936年完成的《花篮瑶社会组织》的重版所作前言中说：“在重读里不断发现我后来所发表的许多学术观点的根子或苗头。因而想到这本书对于那些想了解我学术思想发展过程的朋友可能是有用的。”费孝通的这一番表述，用于我们对这三篇文章的重新关注、阅读与理解也同样可行。费孝通早年的思想发端不容被忽视，这些思想是他整体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其中有价值的思想需要学界进一步阐述并发扬。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自汉代以来，小农经济一直占据国家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汉代是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国家的重要历史时期，在国家层面奠定了重农的政策导向和几千年来以小农为基础和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经济形态，成为大国小农的历史起点。这一农业国家的基本形态在几千年的中华帝制时期，经历了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和政权的不断更迭，但其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内核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传统社会以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为基础。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并非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费孝通对中国乡村的这一基本判断建基于他对农业和中国传统工业的深刻认识。“在传统经济中，我们的基本工业是分散的，在数量上讲，大部分是在乡村中，小农制和乡村工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配合有极长的历史......乡村是传统中国的农工并重的生产基地。”这意味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广泛地分散在乡村之中的传统工业，“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可是传统的工业却并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了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而“中国的传统工业主要是乡村手工业”。

在传统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农夫和工人不分”，因为“每个农民多少同时是个工人”。农忙时节是农夫，农闲时节为工人，且农闲不闲，农闲和农忙是具有密切关联和相互接续的时间段和农业生产的不同阶段。在农村家庭经济中，农业和工业的关系非常密切，相互依赖的程度相当高。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底是农业国家，农业国家的基底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基底是农副结合。精耕细作的农业和作为农村副业的乡村手工业共同构成中国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意味着小农户的家庭农业生产、劳作和副业经营具有半农半工的性质，且农民在身份上兼具“农夫和工人”的二重性。在这样一种农工配合的乡土经济结构中，乡村手工业对农户的家庭生计和乡村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费孝通考察的太湖流域蚕丝业具有“农村副业性”，是江南地区典型的半工半农的乡村手工业。费孝通基于对这种乡土经济特点的深刻认识，意识到当时的蚕丝业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对于农民生活、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破坏乡土工业的力量是深入、遥远、庞大、有力的，它背后还有着巨舰大炮，‘帝国主义’，有组织，而且是现代化的。缺乏团结力，缺乏组织，缺乏科学知识，分散在乡村里兼营着农业的传统工人，对于这个力量怎能抗得住”。

费孝通对“农工相辅”的强调，在当时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一方面是应对西方列强商品倾销对乡村手工业的毁灭性冲击，另一方面是缓解小农家庭因土地不足导致的生计压力，通过手工业收入弥补农业收入不足。在传统经济体系被打破的背景下，为小农寻找了一条“不离乡、能生存”的路径。半工半农的性质判断表明费孝通在理解农村问题上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他将乡村手工业置于农民身份的整全性、乡村社会的整体性之中，由此获得一种极富洞见的认识和理解。“农工相辅”是费孝通乡土工业化思想的起点与根基，是费孝通对小农经济的基本属性和小农自身的基本特征的重要判断，是理解费孝通小农问题研究思想的关键。费孝通提出，传统工业面临迅速衰亡，要通过合作的方式，将传统的以小农户家庭经营为主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要正视乡土中国的传统与特性，避免基于立场与偏见的理论和流派之间的争论与短视，对农村问题的判断回归常识，“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的判断”。今日小农户的“半工半农”已与费孝通时代截然不同，在全球化和城乡流动背景下，小农的“工”不再局限于乡村手工业，而是扩展到城市非农就业、跨区域零工经济等，“农”也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生产，而是深度嵌入全球农产品供应链。信息技术的普及更让小农能通过电商平台直接对接消费者，突破传统地域限制，“农工相辅”的内涵已从“乡村内部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演变为“城乡要素流动中的多元生计组合”。

近代中国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与变迁过程中，20世纪上半叶可谓中国农业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转型时期，近代中国乡村经济经历了急剧的变迁。近代列强的入侵，对城市工商业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对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也连带地造成了影响。一战后，西方列强不断加强对华的商品输出，1918到1927年间，外国商品输入总值由5.55亿两上升为10.13亿两。输入的洋货主要是以棉纺织品为主的日用消费品，严重打击了中国农村的传统手工纺织业。中国输出的商品大多为初级农产品，即为外国资本主义工业提供原材料的棉花、蚕丝、烟叶等。据统计，1920年此类农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36.4%，到1930年已递增为45.1%。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并非单纯由外部经济冲击或内生社会变迁所驱动，国家力量始终是重塑小农经济形态、推动农村社会结构调整的核心。从历史维度看，国家对乡村的治理与改造贯穿于制度设计、资源配置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全过程，深刻影响着小农经济的存续与转型轨迹。

清代中后期，清政府虽延续“重农抑商”传统政策，但亦通过兴修水利、规范田赋制度等举措维系小农经济的稳定，间接支撑了费孝通所关注的“农工混合乡土经济”中副业的发展。这种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小农家庭在农业与手工业之间的灵活切换提供了生产条件。20世纪上半期，尽管战乱频繁，国家仍试图通过政策引导推动农村合作经济与市场拓展。南京国民政府于1934年颁布《合作社法》，将农村合作运动纳入国家行政体系，通过设立合作金库、培训合作指导员等方式，推动蚕丝业、棉纺业等领域的合作社发展。同时，国民政府推动的公路建设，虽未完全打破城乡隔离，但初步缩短了农村副业产品与城市市场的距离，为乡土工业产品进入现代流通体系提供了交通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力量对农村社会结构的重塑更为系统与深刻。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传统土地所有制，使小农家庭获得生产资料主权；人民公社时期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从根本上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突破了传统小农经济“靠天吃饭”的局限。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国家政策形式确认了小农家庭的经营自主权，而同期启动的农村电网改造、乡村公路建设，则为农业机械化与副业规模化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撑。进入21世纪，国家实施的“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通过财政补贴、基础设施升级、合作社规范化政策等组合拳，直接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实现了费孝通所期待的“乡土工业现代化”而不失“农工相辅”特质。

近代机器工业对农业的冲击使得各界人士和学者也不得不思考中国农业未来的走向和发展道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内外交困，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时中国的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造成这种贫困状况的原因很多，不同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如强调外部的帝国主义经济入侵、人口因素、国内的军阀混战、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失序、天灾人祸及农民负担沉重等。被称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技术学派”的代表人物卜凯认为，农村的贫困是多种因素交互影响使然，如生产力薄弱、人口过密、劳动力过剩等。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提出，对中国乡村和农民的破坏力量有三方面，即政治属性的破坏力、经济属性的破坏力和文化侵略的破坏力。从历史到现实的实践表明，国家通过制度供给、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拓展与政策引导，构建了小农经济转型的外部支撑体系。这种力量并非简单替代市场或社会自发机制，而是通过弥补小农家庭在资源获取、风险抵御、规模效应上的缺陷，为其融入现代农业体系提供可能性。正如费孝通所强调的“乡村社会有机体整体性”，国家力量正是维系这一有机体与现代经济系统有效连接的关键纽带，是推动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转型不可或缺的核心动力。

《江村经济》（1939）一书，清晰地勾勒出20世纪30年代江村经济合作的多元模式。其中，一类聚焦于传统农业生产及农民日常生活领域的互助协作形式，这类合作模式多源于村民内部的自发行为。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合作类型，则紧密地关联于当时新兴的蚕丝技术变革浪潮下的蚕丝生产股份合作模式。这一合作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是在多种外部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催生而成的。一方面，外部社会组织凭借其专业知识、技术资源以及广阔的市场视野，积极介入江村的蚕丝产业，为其带来了先进的蚕丝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另一方面，当地政府也给予了强有力的政策扶持和行政推动，旨在促进江村蚕丝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在此背景下，农民积极参与蚕丝生产的各个环节，从蚕种改良、养殖技术改进到丝绸加工与销售等方面，充分发挥自身的劳动力优势和本土智慧，与外部力量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共赢关系，使其成为当时江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费孝通深受英国经济史学家托尼的影响，托尼强调中国乡村手工业的重要作用，这一点也深刻地体现在费孝通的农村经济思想中。在充分认识和尊重中国乡村传统的基础上，费孝通主张延续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作为应对机器工业冲击的手段，并以此寻找农业现代化的方案。定县的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详尽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情况的较为完备的资料，李金铮基于20世纪上半期定县的调查资料，对定县的家庭手工业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结果表明，定县的家庭手工业在全县经济总产值中占比1/4，对小农经济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定县手工业的统计和研究结果，是中国近代家庭手工业演变的重要例证，同时也表明学术界有关手工业的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学说和理论可被当时农村手工业的调查数据和实际情形所证实，因此这种说法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

费孝通一方面肯定了农村经济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指出，农村经济不等于完全的农业经济，手工业特别是农村家庭手工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合作经济可以成为农村家庭手工业的主要形态。传统中国的小农家庭不仅是一个生活单位，也是一个经济生产单位。小农在农业收入不足时，可以从家庭手工业生产收入中获得补充，从而构成了“农工相辅”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模式。

“所以在中国丝业开始工业化时,我们大声疾呼,要注意制度问题。我们不要把工业看成了一个可以单独发展的东西,不要以为工业的发展一定有利于国家及人民的。”在费孝通这里，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前后相继的替代过程，二者的次序问题是需要重新考量的。西方现代工业发展模式并非唯一道路，费孝通对扎根于乡土中国的基本国情作出了“常识性的判断”。指出中国农村建设的基本困难在于人多地少，但更为重要的是，费孝通辩证地发现，人多地少的困境并非农业机械化所能化解。如果机械化的高效率能替代人力并大幅度地增加农业产出，那么，问题在于被替代的人力该干什么。他以太湖流域一部分地方的情形为例，当地政府以电力打水机代人力，这一经济效益优先的方式却给当地带来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因为有了机器，不必工作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成为赌场的常客，导致家产荡尽，全家不得安宁。从抽水机事件，费孝通敏锐地意识到：“机械引用到农村中去，并不是一件简单而容易的事。社会绝不是一个各部分不相联结的集合体。反之，一切制度，风俗，以及生产方法等等都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关系在中国因为经过了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更是配合得微妙紧凑。”因此，费孝通特别强调，中国乡村社会任何一方面的改造和建设，一定要兼顾整个乡村社会有机体的关联性和整体性，“兼顾到相关的各部和可能引起的结果，不然，徒然增加社会问题和人民的痛苦罢了”。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费孝通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谈及中国农村社会在未来的前行道路与发展走向时，他对西方所推崇的资本主义模式予以反对，同时，对于苏俄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路径也不主张推崇。他倡导的是一种经过严谨试验且被验证确实具有可行性的合作制度体系。一方面，资本主义模式与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在本质上与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状况、文化传统以及社会结构存在着明显的不相容性，在中国农村这片特殊的土地上难以为继；更为关键的是，这两种模式在实践过程中都暴露出了一系列严峻且不容忽视的弊端，这些弊端不仅对其自身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造成了冲击。尤其是在20世纪初期那种艰难的历史时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中国迫切需要探索、寻觅一条全新的发展出路，以摆脱困境，实现自身的稳定与进步，这也充分彰显了费孝通对于中国农民群体命运走向的深切关怀之情。

马林诺斯基在为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我个人认为或许有关蚕丝业的这一章是本书最成功的一章。它向我们介绍了家庭企业如何有计划地变革成为合作工厂，以适应现代形势的需要。”费孝通在为张之毅《易村手工业》所作序言中也再次强调“合作”的重要性，认为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发展的关键不仅在于技术，更重要的是经济组织上的变革，即以合作的方式，让生产工具和利润能分散到需要钱用的农民手上，确保其生计，避免农村社会中的贫富悬殊，如此才能安定乡村。而在这些研究之前，费孝通早年三篇文章的核心即为“组织化”的问题，费孝通的乡土工业化思想在组织方面强调发展合作式经营的乡村工业，即将农村合作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组织方式。对乡村合作经济的思考是费孝通乡土工业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核心正是“社会再组织”的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费孝通姐姐费达生在农村推广科学养蚕并举办合作社，这一系列实践为费孝通提供了观察、思考和研究的极佳案例。费孝通意识到复兴丝业的关键在于“在中国的本土上建筑起一个切当的，新的社会组织”。为了将丝业留在农村，使其成为繁荣农村的一种副业，就要将丝厂设在农村，确保农民不离乡。同时，要以农村的人口规模来合理安排乡村工业的规模，使其一方面能引用机器生产和利用新式的技术，另一方面也适应农村的实际。在农村发展本土的合作组织，可以留住农村发展需要的人才，解决农村发展亟需的人的问题。“农村优秀青年之离散，实为农村经济破产之一大原因。欲救济农村，务必吸引人口。”就合作原则而言，其在当时的实践过程中，仍处于一种不完善、不充分的状态，与此同时，合作制度本身也表现出显著的不成熟性。然而，在费孝通的观点中，这种现状并不足以确凿地判定合作制度在农村地区无法顺利推行和有效施行，他深刻地洞察到，问题的核心关键实际上聚焦于如何对农民群体开展切实有效的教育工作，引导他们深入理解合作的内涵、价值与具体操作方式，从而逐步掌握并熟练运用合作制度。

1929年，“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有限合作社”成立。基于对这个合作社的实地观察，费孝通提出提高小农户组织水平的有效路径，即以合作化的方式来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在这三篇文章中，费孝通对合作社的优点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其一，原料统一。合作丝厂中，原材料统一，确保了所产生丝的品质和产品的质量。其二，成本低。合作工厂建于农村，地租成本低；丝厂工人为当地农民，人工成本低。其三，合作组织的经济伸缩力。乡村经济富于弹性,合作社组织在经济上具有弹性，在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亦可维持，因为家庭可作为合作社内人员的支撑和调剂，和城市工人完全依赖日常工资以谋生活不同。此外，受益人为合作社农民，没有中间的资本环节剥夺利润，完全以农民为本位。第四，规模小，便于灵活采用新技术。在当时全球市场衰落和丝业不景气的情况下，都市中的大规模丝厂要改良技术及采用新式设备，耗资巨大，乡村合作社因其规模不大，便于引进新式设备而提高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这些对合作社优势的总结，在当时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原料统一是为了应对国际市场对生丝品质的严格要求，打破小农分散生产的品质劣势；成本低是为了在洋货低价倾销下维持生存空间；经济伸缩力是为了抵御全球经济波动对农村经济的冲击；规模小易改技术则是针对大工厂转型成本高、难以适应市场变化的弊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不仅关注乡村有机体的整全性，还重视嵌入乡村社会之中的合作社能确保人之为人的社会性和整全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费孝通早年就发展出一种双重有机体的思想，即乡村是一个完整的、相互关联的有机体，乡村中的人也是具有多重维度的完整的有机体。应该认识有机体的特征进而尊重有机体的内在关联，让乡村中的人获得人之为人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费孝通强调，在合作社中工作的人，不单纯是一个单向度的工人，他们依旧是儿子的母亲，是丈夫的妻子，是具有并能享有多重身份和多重社会生活的人。“不使经济生活片面发展，成一座生产的工具，失却为人的资格。”现代机器工业对人的挤压使得人日益成为单一维度的、被机器操控的人，人沦为异己的存在，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丰富性、能动性和整全性，日益被现代机器生产和资本所宰制。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人不应该成为机器的奴隶。换句话说，把机器当作一种生产资料的人应该拥有机器。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合作的原则。”费孝通发现乡村合作组织能植根于乡土之中，在一种富有弹性的和伸缩力的体制中，让社员在工厂的工作、家庭的生活、乡间的劳作、邻里的交往等方面灵活切换，而不至于让工厂的工作吞没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让工人的身份成为单一的、支配性的身份，从而丧失人的整全性。在费孝通的理论视野中，他把所秉持的这种特定思想认定为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演进的一种趋向。

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费孝通构建其合作思想的逻辑起点并非是基于抽象的、脱离实际的“主义”概念，而是紧密扎根于农村社会独特的文化脉络以及蚕丝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状况。他深入农村社会的基层，细致观察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习俗以及他们在蚕丝产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和积累的实践经验。通过对这些丰富且鲜活的现实素材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与提炼，费孝通逐步构建起一套贴合农村实际需求、能够切实指导农村合作实践的思想体系。

此外，费孝通对于合作社的终极价值判断并非基于经济利益，而是基于公平和公正的权益和制度文化，经济利益至上的原则在费孝通的合作经济思想中被抛弃。费孝通倡导的乡村合作经济以社会效益至上，这一点也是费孝通乡村合作思想中极富价值的方面。“改革者只教授女孩子如何缫丝,而没有教社员如何当工厂的主人。他们对自己的责任没有认识。只要教育工作跟不上工业改革的步伐,合作工厂可以只是为人民而开设,部分属于人民,但绝不可能真正由人民管理。”合作社最重要的性质是一切生产器具属于参加工作的农民所有，一切管理及行政权力由合作社的社员掌握，一切利益由社员公平分配。专业人员在运销及技术上对农民加以指导，其他一切都由农民负责。费孝通认为，新制度的原则很简单，就是要使每个参加工作的人，都能得到最公平的报酬。进而，由经济上的公平分配建立一种新的利益格局、价值理念和组织格局。在费孝通看来，这种合作经济的关键并非仅仅在于“经济”上的效益，“我们工作的意义绝不是限于使农民增加一些金钱上的利益。它是指向一种新的公平的社会组织，一种平衡的文化。”也就是说，经济上的制度变化和组织变迁，其最终的指向是“社会”，是人在社会中的整体福祉。这样才能最终确保农民的经济收益、社会权益和公民权利，即作为人的整全性，并由此可能开启一种新的社会格局。

费孝通倡导的“合作”在当时是为了破解小农“分散无援”的困境，面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国内资本剥削，单个小农难以抵御风险。而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合作的内涵已从“生存性联合”转向“发展性协同”。通过合作社整合小农户，既能对接全球采购商，又能利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趋势指导生产；既能通过集体谈判提升市场话语权，又能借助数字平台实现“小规模生产+大规模销售”的平衡，这正是对费孝通合作思想的时代性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于蚕丝业领域所开展的合作实践活动中，尽管农民群体从其自身的生产生活实际状况出发，确实存在着对合作的内在需求倾向以及一定程度的驱动力，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社会组织以及政府部门的介入与引导很大程度上成为推动这一时期合作事业的主要力量。从农民自身的情况来看，他们不仅在合作理念的认知层面存在明显的欠缺，缺乏对于合作这一模式所蕴含的价值、运作方式以及潜在优势等方面的深入理解和系统知识储备，而且在构建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方面，既没有过往的实践经验可供借鉴，也尚未形成积极主动建设这种机制的强烈意愿和内在动力。

反之，那些能够长期维持且发挥实际效能的合作模式，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这些合作往往是农民依据其所处的实际生产生活环境，紧密围绕着特定的技术应用需求、复杂交织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规则体系，自发地组织起来所形成的小规模的生产与生活合作形式。这些合作形式深深扎根于农村社会的本土土壤，充分调动了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遵循着农村社会内在的发展逻辑和运行规律，因而能够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保持稳定的运行状态，并切实为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实际的效益和改善，成为农村社会中一种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可持续性的合作实践形态，对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费孝通的毕生研究，全部围绕“志在富民”这一核心思想展开，从早期对中国乡村的关注，到后期将视野拓展至世界文明格局，其研究轨迹始终贯穿着这一理念。中国式现代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核心议题之一，是处理城乡关系问题，费孝通立足于“志在富民”，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探索经历了倡导乡土工业和强调小城镇作为城乡联合与融合的枢纽这样两个阶段。

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新发展问题的出现。我国人口基数庞大而耕地资源相对稀缺，若要切实推动现代化农业稳健发展，面临着农业究竟如何迈向现代化、农村社会整体怎样实现长足发展以及城乡之间关系如何协调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在费孝通早年的研究中，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多地少的社会状况，使得传统社会中的农民单靠农业生产已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更不可能养得起整个地主阶级并支撑繁荣的城市消费经济，因此，虽然农村是传统中国的生产基地，农村经济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但农村经济并不是单纯的农业经济。

费孝通强调，诸多问题归根结底都与土地紧密相连。土地这一关键要素所衍生出的种种状况，直接诱发了农村的人口困境以及经济发展瓶颈。基于我国人多地少这一突出国情特点，应积极倡导并大力发展乡村工业。其核心要义在于探寻一条独属于中国农村的发展路径，即摸索出如何让工业从农业的土壤中萌芽、生长，进而凭借乡镇工业蓬勃发展所积累的雄厚实力，反哺农业，最终达成农村经济领域内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态势。在中国，谈论任何问题，都离不开农民。要正确地认识中国，应该先去认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要让中国富强起来，首先得让农民吃饱穿暖，花销不愁。只有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才谈得上整个中国的现代化。

在费孝通看来，乡村社会的发展关键在于乡村工业的发展，而乡村工业发展的最终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要素与组织形式之间能否达成合理且有效的配置状态。其中，组织制度所遵循的核心原则为合作，这种合作并非在外部强制力作用下形成的被动联合，而是基于农民自身的自愿选择、自主决策之上的有机结合。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几乎同义的。中国发展进程迈入全新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农业人口呈现出向非农人口大量转移的显著趋势，这也导致农村地区出现了空心化这一明显的社会现象，而相应地，城市地区则集聚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呈现出双向流动的崭新特征。费孝通认为，“经济上全人类已经捆在一起，而大家能和平相处的新秩序却还是遥遥难望”,但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不能只有利害的层次而没有道义的层次”。农民迈向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中，合作和集体所蕴含的力量不可忽视，这是费孝通所倡导的“志在富民”理念的基本路径。

集体经济与小农户经济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协同发展。集体经济能够为小农户提供生产资料整合、市场风险共担、基础设施共享等公共服务，弥补小农户分散经营的短板；小农户则通过加入合作社等组织形式参与集体经济，既保持家庭经营的灵活性与自主性，又能借助集体力量对接大市场。这种模式既具有费孝通所强调的“社会再组织”的社会学洞察力，又适应了现代农业对规模效益与个体活力的双重需求。

费孝通早年在其学术正式起步之前，通过对开弦弓生丝合作社的观察与思考，萌生和发展出中国乡土经济结构和合作工业方面的重要思想，并在后来的《江村经济》《乡土重建》等著作中进一步完善和成熟。而费孝通后来提出的小城镇发展、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思想，无疑都具有合作经济的视野，且体现了费孝通旨在为民、志在富民的毕生追求。因此，这一早期的思想发端和轨迹对于费孝通学术思想谱系的版图来说极具价值，而将其置于当前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关系及路径这一议题中，则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历史视野的启示与指导。

“在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过程中，要通过引导小农户开展合作与联合，创新合作社组织小农户机制，提高小农户组织化程度”。通过合作社将小农户组织起来，并探索合作社组织小农户的公平、公正的机制，在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中，为小农户有机衔接现代农业发展探索可行性的路径。这一路径的实现，离不开国家、小农户、合作社与市场的多方协同。国家力量始终是推动农村社会结构调整与小农经济转型的核心变量，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搭建基础框架；小农户作为生产经营的主体，其参与意愿与实践智慧是合作经济的根基；合作社作为关键纽带，既要承接国家政策红利，又要反映小农户诉求，实现“民有、民管、民享”；市场则为合作经济提供价值实现渠道，让小农户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费孝通的乡村合作经济思想，体现了一种社会学视野下对社会整全性和人的整全性的强调。费孝通将合作经济置于乡村社会有机体和乡村社会结构之中进行考量，把经济生活融合于乡村社会生活之中，展示了经济与政治、社会和文化之间的有机关联，体现了乡村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凸显了人的非工具性价值，彰显了人之为人的整体福祉。尤其在乡村振兴“以人为核心”的本质要求下，费孝通“人的整全性”思想更具现实意义。乡村振兴绝非“用现代化替代小农”，而是如费孝通所言，通过合作组织的再创新，让小农户在融入现代农业的同时，依然能保持“丈夫的妻子、儿子的母亲”的多重社会身份，实现“经济增收”与“人格完整”的统一。这正是费孝通合作经济思想留给当代最宝贵的启示，为我们当前思考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之路的问题带来了可供借鉴的思索。费孝通摆脱立场与流派之争，回归乡土中国的田野现场和历史现场做出的常识性判断，在今天仍具有远见卓识，值得我们再次回顾、反思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