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虹领今文史纵横

作者：孟祥才（中国社会科学院）

1975年秋天，随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主流媒体又一次掀起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宣传热潮。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或者为了执行上级的指令，或者为了向上级表示自己单位也加入了学习大寨的行列，就在11月初组织了一次去大寨学习的活动。历史所的参加人员有副所长东光，办公室主任王新民，人事科长孔令士等五六个人，我也有幸参加了。整个学部参观团近百人，带队的是原学部的副主任姜君辰，此时他好像已恢复了领导职务，他的助手是经济所的一个干部，名字忘记了。

我们先乘火车至石太路上的阳泉车站，然后租用昔阳县运输公司的大轿车经平定县去昔阳。深秋时节，三秋大忙尚未过去，田野中还有待收的玉米，大豆，地瓜等作物，小麦播种正当其时，所以不时看到十数人，数十人不等的劳动人群在进行收获和播种的劳作。汽车进入昔阳县境，不由让人眼前一亮。因为这里的景象不仅与我们途经的河北省京广铁路沿线不同，而且与同昔阳毗邻的平定县也有显著差异。矗立在山野田间和道路旁的颂扬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的标语显著增加，玉米，大豆和地瓜等作物的长势也明显地好于其他地方，更重要的是，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如潮水般汹涌，各种车辆满载着人们奔波于道路和各参观点之间，比春节时的庙会热闹多了。

当日黄昏，我们来到昔阳县城，住进县政府招待所。晚饭后，即被带进县委礼堂，观看了由大寨文艺宣传队演出的一场歌舞。内容无非是歌颂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大寨人战天斗地的创业精神，其中陈永贵已经被推尊到十分显著的位置，在他们自编的歌词中，陈永贵出现的频率仅次于毛主席。

第二天上午，昔阳县的接待部门首先安排我们在县委礼堂听昔阳一个县委副书记的报告。那天同我们一起听报告的单位较多，我记得其中有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叶健民带队的广州军区参观团。这位副书记报告的内容重点是大寨和他们县在陈永贵领导下的创业史，主要是"大批(批判走资派)促大干，大干促大变"，那自然是十分感人的。但其中有一个情节，讲到了他们县修水库的事。说是县水利局的工程技术人员思想框框很多，对水坝选址犹豫不定，要求钻探探明坝址的地质状况后再施工，这样当然是费时费力费钱。陈永贵对"老九"们的斯斯文文很生气，就搬来一块大石头，猛地砸向一个地方，说"大坝就选在这里。"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水库就顺利地修成了。这位书记举这个例子，目的是说明他们比"老九"高明，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尊重科学规律的蛮干，而昔阳在建设过程中是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即如开山造平原一项，就是劳民伤财，违背自然规律和生态平衡的。后来我们在参观中，还看到劈山造田的一幕。半山腰硬造出的梯田全是生土，一时很难成为良田。为了加速生土熟化，就开着拖拉机来回在地里跑。且不说这种办法能否使生土熟化，即使有助于生土熟化，其成本也是可观的。参观中，我们还看到不少地方的"河上造田"：将整条明河变成暗河，即用大石块为河流硬砌成拱形顶盖，再在上面覆土成田。据说陈永贵对此大加赞扬，说是"凭空增加大片地，打起仗来好战备"。我们走在如同地道的弯弯曲曲的河底，当时真为昔阳人的创造精神所感动。事后思之，才觉得这是一种劳民伤财的"花架子"，在河流上面造出来的地，只有薄薄一层土，根本无法蓄水，农作物是很难生长的；而将其作为战备工程，更不啻梦呓，因为这种河洞一个手榴弹就能炸开，根本不具备防御功能。我们参观大寨七沟八梁一面坡时，的确被大寨人的艰苦创业精神所震撼，但也看到他们在虎头山上修建的蓄水池，实际上是把山下水库的水抽到池子里，再由这里向梯田放水，只能加大用水成本。他们这样做，纯粹是为了好看，为了参观的需要。

当天下午，我们开始乘车参观。第二天早晨，我们按时用过早餐后，等待8时出发，可一直等到9点多，运送我们的大轿车才姗姗开来。我们都很着急，带队的同志问司机师傅怎么来晚了，司机回答："吃饭晚了。"我们都有点诧异，这时有一个同志悄声告诉领队，这是因为我们昨天没有招待司机，所以他们今天就给我们一点颜色看。人家广州军区参观团昨天晚上就请司机了，他亲眼看到叶司令陪他们喝酒吃饭。当天晚上，我们的领队也请司机喝酒吃饭，司机的态度果然大变样了。当时我们都想象昔阳人人已经具备共产主义觉悟，眼前的一件小事使我们明白，主流媒体铺天盖地的对昔阳人共产主义觉悟的宣扬，其中虚假多多。

以后四五天，我们依次参观了十多个典型工程和生产大队，虽然令我们感动的事迹很多，但使我们产生疑问的东西也不少。例如，我们参观的"西水东调"工程，需要打通十多公里的山洞。我们走进正在施工的山洞，看到工人们还是在用铁锤铁钎打眼放炮的古老施工方法，进展很慢，且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时时面临透水塌方的危险。当时我就想，这样的速度，不知要到猴年马月工程才能通水发挥效益。后来读张弘毅写的《记昔阳的西水东调》(载于2011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述闻》)一文，才知道这个工程完全是当时已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长官意志的产物。该工程既违反科学规律，又难以发挥效益，即使建成，其输水成本也高得无法用于农田灌溉。尽管当时的水利部和山西省水利局的专家提出了中肯的否定意见，工程却一路绿灯，从山西省到晋中地区的各级领导，都看陈永贵的脸色行事，根本不听专家们证据确凿的逆耳忠告。结果白白耗资一亿多人民币，最后不得不彻底放弃。当时的一个亿，差不多等于现在的一百亿。最荒唐的是，提出正确意见的专家们，几乎个个都被扣上"反大寨"的罪名遭到迫害，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平反。再如我们参观的正在建设的昔阳拖拉机厂，厂房已经建好，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会议就是在这个厂房里召开的。其实无论从哪方面衡量，这个厂都不该建在这里。因为昔阳不靠铁路线，制造拖拉机所需要的原材料都要从别的地方运来，因而成本不菲。再说，昔阳不过是一个20多万人口的小县，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山地，其中不少梯田，拖拉机根本开不上去，所以这里的拖拉机需求量也不会很大。产品卖到别的地方，由于成本高，显然也不具备价格上的竞争优势。

有一天晚上，我们参观了大寨农学院。参观时，一个校级领导给我们作介绍，大讲他们学校在农业科研上取得了多少成绩，他们的教师如何夜晚蹲在地里观察农作物生长，我当时真是佩服极了。我们经济所的那个领队听完介绍后，讲了一通感动的话，并说要同他们"结对子"，两人还来了一个"拉钩"的动作。我们当时真的认为，这所学校代表了中国教育的方向，也是科研机构学习的榜样。记得当时的报刊曾专门发表文章，报道这所学校的骄人业绩。据当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重点高校名录，这个大寨农学院赫然名列其中。其实，现在想来，这哪里是什么大学，学校全部家当就是一座三层楼的校舍，连个中专的水平都不够，充其量也就是个县级农科所，可是它却堂而皇之地跻身于当时的全国名校行列。"四人帮"垮台后，大寨农学院再也没有进入高校行列，现在这个学校是否存在，也不得而知了。大寨农学院当年能够列人全国重点高校，突出说明了政治对教育的影响到了何等程度。

大概是到大寨的第四天，上午9点左右，我们正在参观途中，突然下起了雨。参观者们纷纷乘车返回住地，我们乘的是轿车，没有淋雨。可是不少农民参观团，乘的是大卡车，一点遮挡都没有。深秋时节，细雨霏霏，参观的农民浑身湿透，在风雨中颤抖，苦不堪言。

记得是第五天上午，一个全国滑翔机比赛项目在昔阳举行，我们也受邀参加了。陈永贵，郭凤莲以及山西和晋中地区的官员都坐在主席台上，记者云集。我看到摄影记者频繁地为陈永贵等人拍照，并很快将照片送给他们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先进的照相机现场拍照，"立等可取"。

来去一周，我们学部组织的这次参观学习大寨的活动顺利结束，回到了北京。各所都组织了报告会，由参观团成员汇报参观学习的观感。东光和王新民向历史所的全体工作人员作了汇报，要求大家把大寨精神贯彻到科研工作中。

说实话，我在参观途中，纵使有些怀疑，但总体是备受感动，认为大寨的方向就是中国农民和农村的方向。"文革"以后，随着许多真相的揭露，再回忆参观中的一些实事，才对大寨有了新的认识：

一，大寨的成绩最初的确是干出来的。但它出名以后，其新成绩绝大部分都是国家用钱培植出来的。这里的不少建设项目，都不是经济建设布局的需要，而是因为陈永贵和大寨这个典型的需要。在"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观念的支配下，违反科学，任意胡为就不可避免了。而权力一旦离开科学，离开制约，必然是横行无忌，其危害就难以估量了。二，大寨所创造的建设新农村的模式，仅仅是在特殊时期，特殊地点，特殊条件下的一种单一发展农业的一时成功的模式，并不具有全国的典型意义。而它实行的所谓"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分配制度"，更不可能长期刺激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所以在"四人帮"垮台后，农业学大寨运动自然也就寿终正寝了。三，农业学大寨一哄而起，全国各行各业学大寨的参观队伍络绎不绝，我们在昔阳每天都看到滚滚人流，这既使参观者付出不菲的费用，也给昔阳造成很大的接待压力，徒然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四，以运动的方式领导和进行阶级斗争，特别是革命战争，共产党的确创造了成功的经验，但很多事业是不能用运动的方式领导和进行的。可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然是以运动的方式领导和进行一切事业，实践证明这是不可行的。看来所谓转变领导方式，应该首先在思想上抛弃运动思维。

上文摘自：

《历史学家茶座|总第28 辑》

虹按：

“四人帮”被粉碎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继续高举“农业学大寨”旗帜。1976年12月，陈永贵协助华国锋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他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这次会议，由于极左路线的延续，将学大寨运动推上了极端。不仅农业学大寨，而且教育、卫生、司法、财贸等行业和部门都要学大寨。当然，这对大寨、昔阳来讲，无疑是一种珍贵的荣誉。对全国来说，大寨仍是一块“圣地”。

从1978年春天开始，“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各地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同时，强烈要求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的做法，如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养猪、养鸡、搞家庭副业等等。这些本都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要赋予农民的一些私有权利，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逐步被剥夺了。此时，人们想重新拿起这个武器，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

当时也有胆大的人对新闻界的朋友忠告说“你们再像过去那样宣传大寨，你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后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报纸、电台陆续报道了一些地方的纠“左”的做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农业战线的拨乱反正推向了高潮。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而后又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推广。特定的政治形势的变化，重新确定了大寨的方位。大寨红旗到底该不该继续打下去引起了广大农村乃至中央高层的思虑。

这个时候有两件事对大寨冲击很大。一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支持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并波及全省农村的包产到户。二是四川将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还开放了自由市场。这两件事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却引起了陈永贵的痛苦和不满。而直接冲击“大寨红旗”、指出农业学大寨存在问题的是万里同志。

据目前已披露的材料来看，万里是第一个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的中共高级官员。1978年春，他在安徽省委党校工作会议上说：“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学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一语惊人。这是1964年毛泽东树立大寨红旗以来第一个由共产党高级干部说“不”。后来他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农业学大寨到底学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并没有解决。很多地方是学表面，学形式，搞极“左”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甚至给农业和农村带来了破坏。万里在省委郑重宣布，今后安徽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紧接着，1979年新华社内部刊物先后刊载了几篇揭露大寨、昔阳真实情况的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也相继刊发了文章，揭发、批判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错误，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这样，便汇成了巨大的历史潮流，使大寨、昔阳的声誉开始下降，头上神圣的光环逐渐消失，“大寨红旗”在人们心目中大打折扣。

1979年3月初，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在各方面强大压力下，县委领导承认了多年来在各方面发生的缺点、错误和问题。并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蛮干行为、家长式作风提出了严厉批评。后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组成联合记者组到大寨、昔阳和山西各地做了四十天的采访调查。他们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批评大寨，如《大寨走向了反面》、《“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等；第二组批评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干部，如《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等。这些详细的调查报告，为党中央重新认识、审视大寨和“大寨红旗”提供了更加翔实与可靠的材料。

在山西省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揭发陈永贵等人的错误和问题，要求罢免陈永贵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这样，陈永贵先后被解除了昔阳县、晋中地区和山西省的领导职务。

1980年8月中下旬，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系统分析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总结山西省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指出大寨、昔阳“左”的错误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方面的详细表现和危害。可以说，它给“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最后的总结，也预示着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10多年的运动即将终止。1980年10月21日，山西省委将《检查报告》上报中央。11月23日，中共中央将原报告连同批语转发全国（中发[1980]83号文件），肯定了山西省委的基本结论，肯定了周恩来所总结的大寨经验，也肯定了大寨、昔阳及山西省的过去的贡献和成绩。

报告同时指出，“文革”以来，大寨和昔阳“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应由陈永贵负主要责任。就全国范围内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陈永贵对山西省委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表示接受，他说:“对于学大寨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不向上推。”后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陆续接受了陈永贵提出的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陈永贵在北京过起了闲居生活。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陈永贵对大寨和自己的过去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曾对前来看望他的大寨干部说：“我那几年算是吃够亏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干出一百一。今后可不能再犯了。”陈永贵给郭凤莲和大寨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要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这是这位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待。至此，“大寨红旗”最终飘落了。

大寨精神再次复活

郭凤莲在这段日子，开始冷静思考。她回忆说，虽然大寨是中国农业的标杆，但除却荣誉因素，村民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并不高。辉煌时期，大寨村民每人每年能分配到一斤半小麦，小麦奇缺；过年包饺子，也用玉米面做皮。她开始痴迷地阅读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典名著《复活》——大寨需要复活。

1991年11月15日，一纸调令让阔别大寨村支书岗位11年的郭凤莲回到了她最热爱的那个工作岗位。她开始摸索新大寨要走的新路子。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句句通俗易懂、但含义深刻的格 言不断地敲打着郭凤莲的神经。不久，她和宋立英第一次去到了上海，在上海，她们第一次尝到了咖啡，第一次接触到了卡拉OK。郭凤莲还拿着麦克风唱了一曲她曾在虎头山的田间地头唱过无数遍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长了见识的郭凤莲踌躇满志地向宋立英立下了自己的新志向:要让大寨有朝一日成为“百万元”村。

此后，大寨办起了羊毛衫厂、酒厂、饮料厂……作为大寨的领头雁，人到中年的“铁姑娘”郭凤莲积极投身商海，找人才、推业务，她学会了用商人而非农民的思想看待社会。

熟能生巧，她渐渐地领略到了大寨最大的资本依旧是那段光辉岁月，她开始打造“大寨”品牌。著名女星孙俪代言的“大寨”牌核桃露、“大寨”牌黄金饼、“大寨”牌白酒……“大寨”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各种商品上。大寨与三家外地企业合资创办的企业中，仅“大寨”这两个字，就给村子带来了合资企业25%的股份。

大寨村民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世故，他们开始把那段尘封的历史转化为当下的收入。除了集中居住区，如今的大寨村几乎完全为各类大寨纪念品商店和窑洞饭馆所充斥。这个仅500口人的村子每年旅游业即可创收两三百万元。

2000年，年过七旬的宋立英老人也终于放下了历史包袱，加入了旅游业创收的大流。郭凤莲当时劝她说:“您是名人，您要是开纪念品商店肯定很受欢迎。”那以后，身为文盲的宋立英开始学习写字:“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宋立英”……她每天准时“上班”，端坐在商店里招呼进进出出的游客，她成了大寨签名售书的明星，成了这个“红色旅游”景点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如今的大寨，年产值早已破亿元，比三十年前增长了六百多倍，大幅超额完成了郭凤莲当初在上海那个不眠之夜立下的“百万元村”的志向。郭凤莲说:“并不是历史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都要否定。好的要坚持。”在村民们看来，大寨已经找到了一条超越过往历史局限性的新路子，一条集体与个人相统一的新路子。村民们的日子好过了，郭凤莲却不无忧虑:“大寨精神就那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有些村民失去了当年的创业激情。有些年轻人不想到外面闯荡，他们宁可坐在家里开个小饭馆、卖点纪念品，小富即安。大寨精神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