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勇:“沾泥带土”的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为什么是全世界的瑰宝?

在一定程度上，农业文化遗产从物质与精神双重维度，深度滋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国作为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孕育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价值突出的农业文化遗产。截至目前，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有25项，数量居世界首位。

为什么要研究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有何特有价值？如何讲好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农业文化遗产故事？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中国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卢勇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中新社记者：研究农业文化遗产有何重要意义？

卢勇：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从事农业的民族之一。农业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石，更作为物质条件与实践源泉，催生了农耕文明的兴起与演进，支撑着中华文明长盛不衰，世界罕有。

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族儿女因地制宜创造的多样的农业文化遗产，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农业文化遗产是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乡村塑形铸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乡村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乡村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丰富资源，不仅能为“文艺赋美乡村”提供最鲜活、最独特的素材，更能有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愿景。

2025年3月19日，福鼎一家茶企工人在晾晒白茶茶青。2025年5月19日，福建福鼎白茶文化遗产系统顺利通过专家评审，正式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有何异同？反映出中华文化怎样的特征？

卢勇：人类逐水而居、择地而栖，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其异同主要体现在思想理念、类型差异、技术体系与社会文化等方面。比如，中国农业社会的组织核心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伦理；西方则更多基于庄园制、农奴制或农民合作社，受契约精神和法律规范影响更深。二者并无优劣之分。

通过以上比较，可大致反映出中华文化的部分特征。

一是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的集约化传统。中国传统农业中因时、因地、因物制宜的精耕细作体系，折射出中华文化“尽物之性”与“取用有度”相统一的实践理性，也为当今全球可持续集约化农业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二是万物互联、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与西方传统中倾向于“主客二分”“征服自然”的自然观不同，中国农遗中的生态智慧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生命整体，人的生产活动被嵌入自然循环中而非凌驾其上。

三是守望相助、家国同构的制度韧性。例如云南哈尼梯田地区的百姓通过集体协商，以“木刻分水”保障公平分配梯田水源，国家则通过劝农政策、水利兴修、仓储赈济等方式，将分散的小农经济整合为一个具有抗风险能力的农业文明体系。

2023年4月22日，云南红河县在撒玛坝万亩梯田举行“开秧门”仪式，这是当地哈尼族村寨迎接播种的传统仪式，标志着春耕生产正式开始。图为哈尼族民众吹响牛角号。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项目总数为何能位居全球首位？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中，它们承载着怎样的多样性、活态性与世界性？

卢勇：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文明，这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比拟的。自2012年起，中国农业农村部持续开展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认定。2015年，中国颁布了全球首个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为梯次申报GIAHS储备了丰富资源。

以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为代表的学术机构，持续为农遗保护发声。同时，遗产地社区居民、志愿者及各类社会组织广泛参与，为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十五五”时期，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深入发展。在此背景下，农业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与种质资源、民俗文化、思想理念、耕作技术深度交织。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活态”，即在代际传递中不断吸纳经验、与时俱进，适应环境而变迁。需通过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实现其传承与发展。

中国各地的农业文化遗产，深植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孕育的民族特性与地方差异性之中——因为“特别”，所以“世界”。例如，哈尼梯田的“四素同构”、浙江青田的稻鱼共生、江苏兴化垛田的与水共生，虽源于特定水土与族群的生存抉择，却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普遍法则，回应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关切，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高度认可。

2023年6月16日，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当日是阿鲁科尔沁游牧系统启幕夏季转场的第一天。图为牲畜在转场途中。中新社发 巴雅尔图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有何特有价值？

卢勇：在一定程度上，农业文化遗产从物质与精神双重维度，深度滋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比如，“采茶制茶祭茶神”仪式在云贵高原各民族间世代传承，既体现了对自然馈赠的敬畏，也彰显了跨族群文化认同的情感纽带。从生产模式、风俗习惯等层面升华出的“天人合一”生态智慧、“和而不同”交往伦理与“守望相助”实践传统等理念，则超越单一民族边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尊崇的生存哲学与价值准则。

未来，要充分发挥农业文化遗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一是着力挖掘和保护蕴含草原文明、海洋文明等的多要素型的农业文化遗产。以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例，其典型特征充分体现了农牧结合与草原文明的发展模式，有力驳斥了农耕-游牧二元对立的错误史观。

二是进一步凸显农业文化遗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史料体系、话语体系中的重要价值。在遗产活化利用的实践中，应以“同源共流”作为叙事主线，将各民族共享的生态智慧、协作机制与价值理念作为阐释的核心。

中新社记者：应如何讲好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农业文化遗产故事？

卢勇：一是要深挖提炼遗产地的故事。浙江仙居围绕“梅、茶、鸡、蜂”四个核心要素，讲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故事，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与多国代表称赞为“传统智慧与现代创新的成功范例”。江苏里下河腹地的湖荡沼泽之间，兴化人民不畏艰险、战天斗地，形成了“垒土成垛、择高向上”的“兴化精神”。青田田鱼干、敖汉小米、安溪铁观音等农遗良品背后的故事，都可在讲清讲好的基础上，转译为特定符号融入消费品，实现“借船出海”。

二是要利用好新型传播渠道，构建多级协同传播体系。以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农耕智慧、生态景观、民俗文化、人物故事为核心内容进行创作，通过稻作梯田、灌溉工程、农耕节庆等可视化元素，构建情动于中、理形于外的传播机制；并通过提炼各农业遗产地的核心文化符号，打造专属IP，实现从“产品输出”到“文化品牌输出”的升级。依托现有平台资源，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持续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农遗对话品牌，借此推动中国农遗故事走向世界。

受访者简介：

卢勇，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剑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委会委员。

长期致力于农业史、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兼任农业农村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常务副馆长、CSSCI《中国农史》主编等。出版专著六部，参编教材四部，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来源：中国新闻社“东西问”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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