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要素、结构、功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系统性认知与保护

原文刊载于《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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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恺丰，钱楚婷，李明^*，李沐阳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指人类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创作并传承的独特农业生产系统，包括了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等组成部分^[1]。在城市化、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当下，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传统农耕文明的生动展示和活态呈现，其蕴含的生态智慧更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指导。作为拥有万年农耕文明的农业大国，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分布广泛。截至2025年11月，我国已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达25项，数量高居全球首位；另外拥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共计188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明确提出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为农遗保护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当今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已成为我国推动中华优秀农耕文化传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战略部署^[3]。

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内，居民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为保障遗产活态传承与发展而形成的地方性知识系统^[4]49，对于遗产系统的物质能量流通、农业景观维护、病虫害防治、种间关系协调、生物多样性保育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5-6]。我国传统农业的知识与技术体系以精耕细作为核心，依据产业可划分为农、林、牧、渔4种类型。4类知识体系均包含选育良种、土地利用、资源配置、病虫害防治、农产品运输与加工等管理环节，不同体系生产技术之间则各具特殊性：农业知识与技术体系包含整地、播种、排灌、耕作、除草、施肥、收获等；林业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包含剪枝、嫁接、疏果、养护、除草、收获等；牧业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包含饲养、繁殖、相畜、阉割、兽医等；渔业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包括淡水养殖、捕捞、水上运输等^[7-8]。此外，对于不同遗产地的特有物种与地域环境，各类技术还呈现出独有的针对性。各地方的物种、技术、文化与环境的结合，创造出了丰富多样、适应性强的农业景观。归根到底，各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实质正是农户在与地方性物产、环境交互过程中创造的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具象化表达。

然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也为各遗产系统内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传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外来物种取代本地物种、现代技术取代传统技术、传统农技传承人纷纷脱离农业生活等结构性问题在各遗产地都屡见不鲜^[9-10]。针对遗产地传统知识与技术的保护问题，国内外学者们基于不同学科视角，提出在遗产系统保护规划中设置相关指标、开展整理调查与编目、加强传承工作、借助现有制度、运用现代技术进行效力验证等一系列建议^[4,11-12]，为传统知识与技术的保护提供了有效参考。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多基于“传统知识”“地方性知识”等话语，少有将传统知识与技术视为“体系”进行探讨，因而在保护措施方面多存在碎片化问题，缺乏系统性的阐释。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地方性知识系统，其保护与传承并非简单诉诸单一维度的保护措施即可成功，而是需更进一步，采用系统性保护的手段。然而，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如何构成一个系统，又如何对其进行系统性保护？这些问题始终缺乏较深入的学术讨论。

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梳理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学理基础和发展脉络，凝练出关于系统性保护理论的核心共识，通过对典型复合类型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案例分析，认知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系统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其系统性保护的实践路径，以期为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活态传承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系统”一词，来源于英文“system”的音译，指若干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某些功能的整体。系统思想源远流长，中西方传统哲学体系中均蕴含着系统思想的萌芽，只是未形成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理论。1937年，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提出了一般系统论，辩证继承前人的机械论，指出系统具有的整体性、动态性、层次性特征，奠定了系统论的基础。20世纪下半叶，系统论在新兴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科学理论体系。1995年，清华大学魏宏森教授等^[13]学者出版了《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一书，将系统论进一步上升为一种哲学方法论。当代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理论即根植于作为哲学理论的系统论。随着对遗产复杂性、关联性认知的不断深化，系统思维逐渐成为文化遗产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与系统性保护由此得到广泛关注。

实践是理论的源头活水，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理念的形成是国内外遗产保护实践长期积淀的结果。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首次以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形式确立“遗产本体与周边环境协同保护”原则^[14]。2002年，中国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新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制度，从国家法律层面明确“区域性整体保护”逻辑^[15]。早期国内外遗产保护理念表现为抢救性保护或整体性保护，注意守护遗产本体及其依存环境的完整性，这一探索过程为系统性保护理念的萌发奠定了基础^[16]。

随着实践的深入，遗产保护逐渐面临主体分散、手段单一、效果难持续等新挑战^[7]4-12。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总结长期保护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性保护的要求^[17]，标志着系统性保护上升为我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图1）。

作为对这一顶层设计的回应，系统性保护理念在学术层面进入了快速发展和细化的新阶段。近5年来，系统性保护学术研究在非遗领域相对集中，率先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学术体系，为其向其他遗产类型的延伸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范式。学者们对于非遗系统性保护的理论依据、保护主体、保护本体、保护路径、保护原则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极大拓展和深化了系统性保护的概念^[18-22]。学术界普遍认可非遗本身的系统性特征是对其进行系统性保护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引领^[18-21]。在此前提下，系统性保护可以理解为基于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对遗产构成要素、外在环境、文化基因，实施的系统的、整体的乃至全面的保护^[19-20]。系统性保护的路径丰富多样，包括制度建设、物质生产变革、群众参与等^[22-23]。其核心理念是实现遗产保护事业与当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当前非遗系统性保护的经验而言，学者们对系统性保护的认知至少包含2个维度：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系统性保护，强调保护对象的系统性，即“系统性的保护”；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系统性保护，强调保护主体与保护方式的系统性，即“系统性地保护”。

随着实践需求、政策号召与理论积淀的同步发展，系统性保护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已成为各类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共同要求。然而，不同类型文化遗产的异质性决定了系统性保护必须立足各类遗产自身的系统性特征，遵循其独特的存续规律与传承逻辑。

相较于非遗系统性保护中活态传承的核心诉求，近年来，学者们对于农遗系统性保护的论述则普遍聚焦于物质维度。本体论层面上，将系统性保护归纳为对于“老人农业”、传统村落、乡镇集市的整体保护^[24]；方法论层面上，则提出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展可持续旅游等诸多策略^[25-26]。总体而言，学者们在关于系统性保护的论述中，仍较少涉及维系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存续的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

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连接有形载体与无形内涵的独特构成，其活态传承特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近，但本质上仍依附于农遗的生产、生活系统与生态语境。在农遗之中，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首先表现为一类“无形”要素；而与同样作为“无形”文化遗产的非遗相比，两者又在传承群体规模和系统结构上存在本质区别：一方面，两者的传承群体规模差异悬殊。非遗传承人指的是经文旅部认定、具代表性与区域影响力的个人^[27]；而传统知识与技术的传承人涵盖遗产地所有涉农居民，是包容个体差异的广泛群体。另一方面，两者的系统结构存在本质区别。非遗技艺多为生产后端的单一环节；而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则贯穿各物种从播种、管理、收获到运输、储存、加工的农业生产全过程^①。

因此，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系统性保护无法简单套用农遗或非遗的既有框架。作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构成部分，其需处理好与上层及同层系统的镶嵌关系；作为形似非遗的文化复合体，又需重视内部各类知识技术的活态共生关系。唯有厘清其中本在的系统性特征，方可构建起具有针对性的保护路径，实现其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系统性特征在复合类型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复合类型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指采用传统农业耕作制度和农业技术、体现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往往包含着农、林、渔、牧中2种或2种以上的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7]100。遗产中的多个主要物种并非任意搭配的，而是经遗产地居民长期选育，占据不同生态位，彼此之间具备共生关系，并形成稳定性和适应性的生物群落。本研究从我国25项入选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选取了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贵州从江桐乡稻鱼鸭系统、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浙江德清淡水珍珠复合养殖系统6项典型的复合类型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其中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为例，采用“要素-结构-功能”的系统性认知架构，从层次性、整体性、活态性3个方面梳理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系统性特征。

系统是由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新功能的有机整体，要素是组成上一层系统的子系统^[13]214。系统性视角下，农业生态系统是复合类型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上层系统，而复合类型农遗又是农、林、牧、渔等多类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上层系统（图2）。系统不同层次之间联系紧密，上层系统对下层子系统具有根本约束作用。

农业生态系统包含了自然环境、农户群体、农田水利、传统村落、乡镇集市5种要素，为传统知识与技

术体系的创造、发展与传承提供生态与社会背景。其中，自然环境为知识技术的生成提供了框架；农户群体是知识技术的主要承载者；农田水利、传统村落分别构成生产、生活型知识技术的创造与传承中枢；乡镇集市则通过农产品交换促进知识技术交流。作为农业生态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生物多样性、农业景观等有形维度，成为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生成、演化的根本来源。

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自身也是一个系统，包含了诸多无形与有形要素。无形要素包括传统知识、传统技术等。前者是遗产地农户在生产过程中积累的对遗产地土壤、地势、水源、交通等农业条件，以及物产物性特征、生长规律、种间关系和适宜环境的认识；后者是农户将传统农业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所形成的相对固定且具可重复性的农业范式，是具体且复杂的生产方法集合。有形要素是无形要素的延伸，包括了传统农具、作物品系、农耕禽畜、农业肥料、农业药剂、传统农书6类。它们既是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依仗的实用工具，又是承载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物质载体。

贵州从江桐乡稻鱼鸭系统是农、牧2类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结合的典范。地处贵州省东南部的从江侗县，山林密布，土地稀缺，山间雾气缭绕，日照不足。在农业生态系统的制约下，侗乡人选育出40余种稻秆高壮、不怕水淹、能抵御阴冷潮湿的香禾糯。种植糯稻的过程中，桐乡人凭借对地方性物产特性的认识，在稻田里放养善于坐田的从江田鱼和体型较小、活动性强的小香鸭，形成“稻-鱼-鸭”共生模式。侗乡人将总结出的传统知识与技术运用于农业生产，创制出针对糯稻收割的专门性农具摘禾刀。有形与无形要素相互协同并嵌套于上层系统之中，共同构成层次分明、上下联动的系统性体系，充分体现了当地农业生产的较高水准^[28]。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同样是“稻鱼共生”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代表。青田县素有“九山九水半分田”之说，紧缺的田地资源、丰富的水源供给，再加上古越人“饭稻鱼耕”的生活方式，促使当地先民将山溪水涧中的鲤鱼引入稻田驯养，培育出适合稻田环境的田鱼^[29]。在稻鱼共生的生产实践中，青田人同样掌握了包含获取鱼子、稻田管理、顺时放养、防止病虫害等一系列完整生产流程的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

青田与从江两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产生与发展遵循着相似的农业逻辑、历史逻辑和系统逻辑。遗产地农户为适应复杂多变、具有诸多局限性的农业生态系统，从个别有形的物种资源出发，在长期实践中积累关于当地物种特性、生态环境、农业生产条件的知识以及开发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发展出独具特色的传统农具、作物品系等有形要素。他们将不同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组织起来，并最终建构起一套复杂的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

任何系统都有其内在结构，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中的要素并非孤立存在，各要素之间通过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时空关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为满足农业生产需求，要素被配置在不同时间、空间、技术环节上，彼此之间存在复杂稳定的内部联系，由此构成了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时间、空间与技术结构。知识技术的结构从本质上规定了遗产系统的运行规则（图3）。

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时间结构表现为农事活动的季节性。农业生产活动通常依循自然节律展开，因此相关知识与技术体系的运用也随四季更替而变化。在春耕、夏耘、秋收和冬藏的不同阶段，遗产地农户会依据作物生长规律调整遗产系统中的物种种类及数量，控制投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总量，并改变自身的农业生产行为。例如，在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中，遗产地农户依据农时开展农事活动，适应不同物种生长需求，规避种间相克关系，确保了全年不同季节都有稳定收成：2月下旬始，采摘春茶；3—4月，驯化野蜂、古杨梅嫁接；4月初，放鸡于林；4—5月，古杨梅疏花疏果、蜂巢取蜜；6—7月上旬，古杨梅进入采摘期。7月采摘季后，梅雨季来临前，驱鸡回舍；7—8月，茶园深耕；9—10月，放鸡于林（仙居鸡150天即可出栏）；10月，蜂巢取蜜。11月至次年2月，驱赶仙居鸡回栏舍越冬，同时进行茶园清园等地面作业^[30]。每一种传统知识与技术都遵循因时制宜的原则，各自有着明确的使用和持续时间。这种时间维度上的有序安排，不仅保证了农业生产的连续性，亦强化了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整体协同。

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空间结构表现为农事活动的地域性。由于农田水利和传统村落两大生产、生活场域在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上存在分野，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运用也随之产生了地理分隔。农作物的播种、管理、收获等知识技术主要在农田水利中形成并传承，而农产品的存储、加工等知识技术则更多在传统村落中延续和发展。以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为例，“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塘泥壅桑”的生态循环智慧，以及桑树栽培、养蚕技术和鱼塘管理等生产知识，均在桑基鱼塘这个特定的农田水利空间中萌发和承袭。而桑基鱼塘提供的桑、蚕、丝等农产品，则在传统村落中得到进一步处理，孕育和发展了一系列独特生产技艺或习俗，如辑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扫蚕花地民俗等。技术的运用虽在物理空间上有所分隔，但在文化功能上却又是一个整体。这种空间维度的技术分工，既顺应了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规律，也契合了农户的日常生活节奏，有助于提升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

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技术结构表现为农事活动的规律性。在长期生产过程中，遗产地农户清楚地认识到农业生产活动中潜藏着特定的因果关系，并据此将农事活动组织成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技术规范和操作方法。这些传统技术遵循“条件—方法—效果”的内在逻辑，即在类似的条件下，使用固定的方法，能够达成预期的效果。例如，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的始祖吴三公发现，空气中弥散的真菌孢子落在朽木刀痕上能够长出香菇，进而有意识地在伐倒的树木上制造刀口，发明了“剁花法”^[31]。传承至今的“剁花法”有着精密的步骤流程，包含了选场、砍树、剁花、遮衣、倡花、开衣、惊蕈等固定环节，能大大提升香菇的产出率。由此可见，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技术结构根植于农业生产的科学规律之中，反映了遗产地居民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见。

功能是指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和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性质、能力和功效，是系统内部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13]290。作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结构性组成部分，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不仅对遗产系统的运转起着重要调节作用，更以其活态性特征，持续推动着遗产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协同演化。随着农户对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长时间的运用与改进，这一体系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实现着动态延续、适应性调整与功能拓展，同时又反向地内化为遗产地农户认知结构与文化结构的一部分，进而在实际的农业生产、生活中对遗产系统上层的农业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

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对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调节，存在着稳定与突变2种相互拮抗的状态。短时段内，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依于生产的惯性，能够维护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生物多样性与农业景观、促进遗产系统内物质与能量循环、调节种间关系，从而保障遗产系统的稳定。然而，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本能地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其中剧烈的变动可能会激发遗产系统的突变。一方面，体系的创新性突破，如新要素、新农具的出现或引入，可能改变农业景观的面貌、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带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跃迁；另一方面，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各要素的失传，也可能会引起体系解体，招致遗产系统的退化或灭亡。此外，长期而平和的量变同样可能引起遗产系统的质变。例如，在历史进程中，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由古杨梅的单一种植逐步演化为了“梅茶鸡蜂”的四素同构；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同样由从早期的桑基圩田、鱼塘养鱼整合为了“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塘泥壅桑”的复合模式，反映了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在长时段历史中的动态演进。

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对于传统农业系统的正外部性体现在生计、生态、文化、社会4个维度。生计层面上，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原生于遗产地农业生态环境，具有低成本、高效率、适应性强的特点，能够在保障农产品品质的同时，为农户群体提供稳定收入来源；生态层面上，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扎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浸染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农业哲学思想，生产环节中贯穿着可持续的理念，相较于现代农业技术，其在保持水土、保障土壤肥力、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展现出更为显著的生态效益；文化层面上，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是遗产地传统农耕文化的组成部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遗产地居民的认知结构与文化结构，其所孕育的特色物产、农事谚语及相关文化表达，共同构成了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社会层面上，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传承将不同代际、不同村落的居民联系在一起，知识的流动加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以浙江德清淡水珍珠复合养殖系统为例，该遗产系统运用鱼蚌混合养殖技术，形成、维护、发展了鱼吃草、蚌吃鱼粪、蚌内育珠的复合生态结构。遗产地的鱼蚌混养模式具有良好的生态适应性，在有效维持水体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前提下，为农户提供了蚌与鱼2种收入，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重丰收；鱼蚌的混养亦催生出遗产地独特的珍珠文化，集市上用蚌壳、珍珠做成的加工品，做工精致、种类繁多，成为遗产地生动的文化象征符号。而历史上德清县河蚌养殖及珍珠生产技术传女不传男的规定，更反映出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对性别分工与社会结构的影响^[32]。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对于遗产地生态与社会环境具有高度适应性，在抵御外部冲击方面往往能够表现出一定的韧性。许多遗产地之中，当地农户仍选择使用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来降低生产成本、保障农产品品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广大遗产地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着急剧转变。以现代农业知识与技术体系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然占据主导地位，而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则只能在“碎片化”的境遇下艰难传承。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系统性保护，不是要让传统生产方式重新占据主导，而是通过对体系中要素、结构、功能的全面保护，使得这一优秀农耕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得到活态传承，并以此助益当代乡村振兴实践。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系统性保护需要注重“保护对象”与“保护主体、保护手段”2个方面的系统性：从本体论角度看，要“对症下药”，根据遗产要素、结构、功能的特殊性采取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则要“综合施策”，采取系统性的保护举措，切实提升保护主体的保护能力，进而确保保护手段的可持续性与长期有效性。

3.1.1 要素的原生性保护：从地方性知识到农业文化遗产

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是由要素组成的，要素的保护在体系保护中具有首要性。原生性保护是对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各要素的系统性记录与静态保存，旨在划分“知识的疆界”，推动体系核心要素由传统的经验性知识转化为具备推广性的科学理论或实用性的文化创意。遗产地县（区）政府应开展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普查工作，通过文字、图片、音视频、实物或模型等形式，记录传统生产方式的有形与无形要素，形成书籍、宣传册、纪录片或展览馆等保存形式。在此基础上，采取设计课程教材、建立数字博物馆等形式推动传统知识与技术面向大众，构建传播与传承新机制；提取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中的核心要素，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或地理标志农产品等，引入外部制度弥补现有保护制度的不足；鼓励企业或个人提取传统知识与技术文化形象，设计文创产品、开展相应宣传推广活动，增加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保护维度。

3.1.2 结构的整体性保护：从农田畎亩到农耕文化保护区

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是处于普遍联系中的有机整体，孤立、静止、片面的保护是不可能实现的。整体性保护旨在将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纳入乡村振兴发展全局，通过让农户产生实际收益引导其主动维护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从而保障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在时间、空间与技术3种结构上的原真性与完整性。

首先，建立“农耕文化保护区”新制度。遗产地县（区）政府可整合农业文化遗产核心区与周边传统村落、乡镇集市，打通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生产和生活空间保护体系，将其共同纳入“农耕文化保护区”的制度规划之中，运用统一的法律规章确保其中生产、生活空间及其互动脉络不被破坏。

其次，建立农文旅发展新模式。完善保护区基础设施，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的形式吸引旅游企业集聚遗产地，发展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推动遗产地农文旅一体化。农户可与相关企业合作，通过使用传统知识与技术取得经济收入。传统知识与技术亦可转化为旅游解说词，丰富游客旅游体验。

最后，引入“传统农技传承人”新机制。在乡镇一级，定期评选若干熟练掌握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对于农遗保护或乡村振兴具有杰出贡献的先进个人，授予“农遗守护人”荣誉称号，并给予一定物质激励；在村一级，鼓励村民制定村规民约，评选村级“传统农技传承人”，由传承人牵头开展农遗保护工作，激发村民们的传统知识与技术保护热情。

3.1.3 功能的活态性保护：从乡土实践到产业发展新动能

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系统性保护的关键在于，保障其历史功能的延续，防止其异化为纯粹的展示品。活态性保护着眼于打通传统与现代的隔阂，通过农遗产品产业化的手段调动遗产地农户的保护积极性，恢复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在农户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遗产地县（区）政府应制定专项政策，扶持地方企业，推动当地农遗特色产品生产与加工实现产业化，引导形成“农户-合作社-企业/村集体”协同的发展模式。对于个体农户或合作社，可通过提供生态补贴等形式，支持其在生产活动中沿用传统知识与技术，如施用农家肥、开展传统复合种养等，并鼓励企业积极收购遗产地传统农产品，保障遗产地农户在传承传统知识与技术的过程中能获得切实经济收益，满足农户的生计需求。对于企业，可支持其自主开展品牌化建设与市场宣传推广，允许其在符合标准的产品包装上印刷“传统技艺生产”字样；同时引导其挖掘地方特色物产的当代市场需求，推动其与现代消费趋势相对接，从而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提升（图4）。

系统性保护不仅在于采取有效措施以维持遗产系统的短期稳定，更在于构建其保护体系的内生动力，从而保障保护措施的可持续性与长期有效性，赋予遗产系统更持久的生命力。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系统性，决定其保护工作需构建多主体协同、多层次衔接、多手段互补的系统性保护体系。应以系统思维统筹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保护实践，从制度化、协同化、专业化、数字化与社会化5个维度着手，全面提升保护能力。

3.2.1 以制度化保护筑牢法理基石

制度化保护旨在构建权责明晰、规范有序的治理体系，为保护工作提供法理依据与实践准则。遗产地县（区）政府需不断优化顶层设计，针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制定相关保护法规，明确各保护主体的权责边界，厘清农业农村局、林业局等部门之间的管理职责，或可成立跨部门领导小组统筹，确保政策执行高效协同；在农遗保护规划中应突出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重要地位，明确其在农遗保护中的支柱作用。同时，建立持续稳定的资金保障机制，设立专项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强化资金使用监管，确保保护工作具备长期经济支撑。此外，建议将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保护成效纳入乡村振兴政绩考核指标，激励保护工作的有序开展。

3.2.2 以协同化保护凝聚多方合力

协同化保护强调构建涵盖多元主体的共治格局，凝聚遗产地各方力量共同参与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系统性保护。遗产地县（区）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统筹协调各方关系，引导企业在不破坏文化本真性的前提下研发地方特色产品，鼓励科研机构开展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技术支持、实现成果转化。同时，可推进跨区域保护共同体建设，联合具有相似文化生态的遗产地建立协同保护机制与资源共享平台，通过合作开展学术研讨与展演活动等途径，实现区域间的协同保护，提升系统性保护整体效能。

3.2.3 以专业化保护培养人才群体

专业化保护着眼于保护主体的能力建设，强调根据保护对象的不同属性，由具备相应专业背景的人才实施精准保护。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系统性保护与活态利用涉及经济、生态、文化、社会等多维度内容，需要加强跨学科人才队伍建设，通过专项招录等方式吸纳生态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专业人才共同参与遗产地保护实践。此外，应完善传承人培养机制，建立覆盖不同年龄和技艺水平的分层培养体系，并将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融入地方教育内容，培养青少年对本土传统农耕文化的认同感。

3.2.4 以数字化保护赋能活态传承

数字化保护旨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保护效能。应系统开展传统知识与技术资源的数字化采集工作，运用VR、三维建模等技术还原技艺流程与生产场景，构建可视化、可追溯的数字档案，在此基础上搭建数字化展示与管理平台，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同时，积极创新传播形式，通过数字展览和沉浸式体验项目等数字化方式，增强公众特别是年轻群体对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认知与兴趣，推动传统技艺在数字空间中的活态传承。

3.2.5 以社会化保护促进永续发展

社会化保护追求保护与发展的平衡，以最大化社会效益。应重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存续所依托的整体生境，重视对传统村落、农田水利等外部空间载体的保护维系，防止过度开发导致的文化碎片化。以此为前提，推动生产性保护，挖掘地方特色物产资源，培育区域性品牌及产品，提升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经济价值。同时，加强社会宣传、科普教育与公众参与的力度，提升社会整体保护意识，营造共享共建共护的社会氛围。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作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结构性组成部分，既是维系遗产活态传承的关键动力，也承载着中华农耕文明的生态智慧与文化基因，在当代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本研究立足系统论学理根基，通过梳理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理念的演进脉络，结合6项典型复合类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案例分析，采用“要素-结构-功能”系统性认知框架，揭示了该体系“ 要素层次性、结构整体性、功能活态性”的三维系统性特征，并从“本体论”和“方法论”出发，提出了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系统性保护策略，旨在提升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系统性保护能力，助力其在当代社会充分释放经济、生态、文化、社会多元价值，为乡村产业升级、文旅深度融合及中华优秀农耕文明的活态传承提供实践支撑。

LU Kaifeng，QIAN Chuting，LI Ming^*，LI Muy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5，China）

编辑：赵桠菏

审核：杨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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