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解读 |《经济增长与农业》| 第四章 人口均衡论

在上一章中，舒尔茨批判了“土地决定论”，打破了“自然资源是增长瓶颈”的旧观念。在本章中，他转向了当时另一个令全球焦虑的宏观问题——人口激增。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悲观的“人口爆炸论”甚嚣尘上。舒尔茨通过回应人口学家W. D. 鲍里（W. D. Borrie）的预测，揭示了当时人口学与经济学的共同盲区：忽视了微观家庭的理性选择。

当时，人口学家W. D. 鲍里（W. D. Borrie）仅根据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既往趋势进行线性推算。舒尔茨对此提出了四个极具洞察力的质疑：

舒尔茨认为，经济学家在理论史上忽略了人口分析。他提出了一套分析父母家庭生育行为的经济学方法，其关键性假设如下：

第一，无论贫富，全世界父母对家庭规模都有基本相似的偏好，即普遍重视子女质量而非单纯追求子女数量，在生育决策上表现出一致的理性选择逻辑。

第二，全世界的父母都在从事家庭生育计划。

第三，如果父母确定死亡率下降，则其将尽力减少生育数目。

第四，实现偏好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节育技术的可行性与相对成本。

基于上述假设，那么解决人口问题的重点不应是强制改变父母的偏好，而应致力于降低节育知识和技术的成本，从而提高他们实现自身偏好的可能性。

本章最后，舒尔茨把分析对象落到美国，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家庭生育计划的首要目标应是改善特殊阶层实现偏好的机会，而非控制人口总量。他提出这一观点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美国，粮食充足，就业可以通过货币政策调节，甚至污染也主要是经济组织失败而非人口增长的结果。真正的问题是，贫困家庭和特殊阶层缺乏信息和医疗服务，且收入不足以支付相关费用。因此，公共政策应当通过补贴、推广知识和确保商业竞争，打破技术和信息的垄断，把选择权交还给底层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