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十五五”新征程，畜牧业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发展任务更加艰巨。要锚定现代化，加快推进提质增效，确保发展形势保持稳定向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畜牧业突破资源、环境、市场等多种约束，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加快转型升级，发展质量不断提高，有效保障了畜产品供给，极大改善了人民群众膳食构成和营养状况，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健康中国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去年，我国肉类总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人均占有肉类首次突破70公斤。肉蛋奶供给直接关系吃得好、吃得健康，关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站在1亿吨高起点，开启“十五五”新征程，畜牧业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发展任务更加艰巨。要锚定现代化，加快推进提质增效，确保发展形势保持稳定向好。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去年，我国猪牛羊禽肉总产量为10072万吨，比上年增长4.2%。分析去年的肉类总产量，有三个标志性新变化：总产量跃上新台阶。去年，我国猪牛羊禽肉总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用三年时间迈上了一个千万吨级台阶，远快于1980年以来平均每5年增产1千万吨的速度，综合生产能力跃上新台阶，是了不起的成就。肉类生产结构继续得到优化，牛羊禽肉比重上升，猪肉占比下降。去年，猪肉总产量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约为58.3%，比1980年的94.1%和2021年的58.9%分别下降35.8个百分点和0.6个百分点。人均占有量跃上新台阶。去年，我国人均猪牛羊禽肉占有量首次突破70公斤，达到71.7公斤，用4年时间迈上了一个10公斤台阶，远快于1980年以来平均每6.4年增长10公斤的速度。
取得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显著提升和生产方式的显著改变。
以肉类总产量为主要标志的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升。畜牧产业链条长，上游有饲草料、兽药、种畜禽，中间有设施装备，下游有屠宰加工，既涉及种植业、加工业，又涉及制造业、服务业，既与科研推广密切相关，更与养殖场（户）、饲料厂、屠宰场等生产经营主体息息相关。上述这些方面，各要素协同，构成了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我国高度重视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种畜禽育繁推体系，优良品种普及率高，种畜禽生产能力显著提高；饲草料生产结构不断优化，配合饲料、低蛋白日粮、青贮饲料等得到广泛应用，新饲料研发应用方兴未艾；动物疫病防控能力日益增强，防控措施更加有力有效，确保没有发生区域性系统性动物疫情；精准饲喂、环境控制、日常巡检、自动挤奶等设施装备程度显著提高，养殖业正迈入机械化、智慧化时代。我国肉类产量迈上1亿吨台阶，是长期重视农业综合能力建设的必然结果，是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集中释放和具体体现。
以规模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畜牧业生产方式基本形成。随着小散养殖场户退出或改造升级，规模化养殖快速发展，全国畜禽养殖规模化率持续提高，近20年来年均提高约2.5个百分点，2024年已经达到75.1%，其中生猪为70.7%，肉鸡为88.7%，蛋鸡为86%，奶牛为78.1%。认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过80%。畜产品质量安全稳定可控，抽检合格率多年稳定在98%以上，生鲜乳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9%以上。畜牧业劳动生产率、种畜禽生产力、饲料转化率快速提高，一些头部企业的养殖场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畜禽规模化养殖彻底改变了低质低效的养殖方式，为饲料、兽药、设施装备等现代生产要素应用提供了平台载体，极大提升了养殖业发展质量和效率。规模化养殖彻底扭转了畜禽养殖的家庭副业地位，形成了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管理方式。大型企业快速发展，产业集中度持续提高，生猪、奶业形成了“两超多强”的企业格局。去年，生猪出栏百万头以上的39家企业出栏生猪占全国的41%，其中超过千万头的6家企业，出栏生猪占全国的近29%，奶业、饲料生产集中度也很高。企业的大型化、集团化、一体化，有力推动了畜牧业先进生产力发展。实践表明，规模化和企业化既是畜牧业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也是畜牧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促进畜牧业提质增效是应对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家的吸引力巨大，畜产品进口和国内生产全面承压。所谓“全面”：首先是涉及产品多。从牛羊肉到猪肉、鸡肉、奶制品，几乎所有畜产品都面临进口压力。其次是涉及国家多。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国还是小国、主产国还是非主产国、与我贸易顺差国还是逆差国，对中国出口农产品，是与我交往的重要诉求。第三是涉及产业链环节多。包括兽药、饲料、饲草、肉蛋奶等畜产品、饲喂设施装备、饲料配方软件，畜产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面临进口压力。不仅如此，我国畜牧业还面临着自主单边扩大开放加大和有效保护手段不足两重压力。我国是自由贸易体系的坚定维护者，自主单边开放力度不断加大，领域不断加宽，节奏不断加快，非农领域的开放与农业领域的保护形成一定反差，客观上对农产品进口形成压力。我国畜产品进口关税低、无配额限制，易受国际市场冲击。
我国畜牧业质量效益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全国小散养殖场户仍以传统养殖方式为主，技术和设施装备集约化程度不高；粪污无害化处理利用不充分，部分养殖场户违法违规排放粪污等情况仍有发生，绿色发展仍有短板。在国内外畜产品同台竞争的情况下，只有高质量高效益的畜牧业，才能站稳脚跟，求得生存。
促进畜牧业提质增效是适应我国畜产品消费全面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随着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富裕化，对健康、情绪价值的追求日益增长，畜产品消费由量的扩张为主转变为量质并重，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如，我国猪肉生产近10多年以来一直没有达到2014年的水平，而鸡肉生产发展较快。综合研判，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白肉消费增长将会快于红肉，牛羊肉消费增长将会快于猪肉，冷鲜肉消费增长将会快于热鲜肉，吃奶消费增长将会快于喝奶，名特优新畜产品消费增长将会快于一般畜产品。畜牧业生产必须适应消费需求变化，增加与消费的适配性，才能可持续发展。
促进畜牧业提质增效是提高产业发展韧性的必然要求。畜牧产业链条长，开放度高，面临的风险挑战日益增多加重，“蝴蝶效应”显著。既有传统的动物疫病威胁，也面临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既受饲草料供给的影响，也受需求变化的左右；既受环保约束，又有食品安全舆情风险；既随国内市场变化，也随进口波动。如我国高度依赖进口的大豆，主产国减产、贸易争端、运输不畅、生物柴油需求增加等任何因素都可能导致进口减少、价格上涨，从而引起作为重要饲料原料的豆粕价格上涨，影响养殖业成本效益。这就要求必须有合理储备，有地源性饲料和进口多元化作为替代备手。畜牧业要在多种变量、多重挑战面前保持稳定和发展，必须具备更强的抵御灾害能力、市场应变能力、规避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发展韧性。
发展规模化养殖。没有规模化，就没有现代化。规模化既是现代生产要素集成的载体，也是现代畜牧业的集中表现形式；既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无论从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变化趋势分析，还是从我国养殖业发展实际观察，抑或参考发达国家养殖业发展路径，规模化都是发展方向。要顺势而为，鼓励发展规模化养殖。规模化不是挤压和剥夺小农户，而是提升小农户发展能力，实现生产方式快速转变的有效措施。实际上，小型养殖场户数量在持续减少的同时，生产方式也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养殖规模显著扩大、配合饲料和设施装备等现代生产要素显著增加、经营管理理念更加现代。要通过多种方式将有提升空间和意愿的小养殖户纳入现代畜牧业生产经营体系。鼓励发展“公司+农户”，通过利益联结、配套服务等促使小户养殖扩大规模、提升水平，并在土地、财政、信贷等政策上予以支持。规模化是一个长期过程，要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尊重市场规律和养殖户意愿，切忌强迫小户退出，人为制造规模化。
支持畜牧业设施装备建设。设施化、装备化、智慧化是现代畜牧业的重要特征。我国畜牧业设施装备程度总体不高，不少养殖场户几乎没有养殖设施，或仅有简易牲畜棚圈，缺乏饲喂、防疫、环境控制、粪污处理、饲草料种收储等设施装备。要采取先建后补、贴息、圈舍或活畜抵押贷款等财政金融措施，重点支持中小养殖场户设施装备建设和更新改造，加快机械化、自动化、数字化、智慧化步伐。楼房养殖是设施养殖的一种形式，是生产经营者和地方政府为破解土地资源约束而进行的大胆尝试和有益探索，其在环境控制、疫病防控、精准饲喂、智慧管理等方面的优势逐步显现，一些地方和企业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模式，要认真总结，做到建设上合规、环境上达标、生产上安全、经济上可行，引导其规范有序发展，不断充实和丰富现代畜牧业发展路径和内涵。要支持地源性饲料资源开发利用，就地就近获取饲草料。加快新型饲料研发，支持无机变有机生产蛋白。
稳定完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动物疫病是畜牧业发展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是能对养殖场户造成致命打击的最危险因素。我国养殖生产经营主体多，养殖场户密度大，一旦发生疫情，损失远超世界主要畜牧业国家。当前及今后很长时期，我国动物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通过贸易、野生动物传入的疫情风险持续增大，非洲猪瘟、禽流感、布病等防控压力长期存在。但目前我国动物防疫体系难以适应畜牧业发展和疫情防控需要，防疫检疫机构不健全、人员力量弱、设施装备差，动物疫病防治存在不少漏洞和薄弱环节。要认真落实动物防疫体系建设有关要求，确保动物防疫事有人做、责有人担。要认真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尤其是加强中小养殖场户防疫责任落实，确保防疫工作不留死角。
支持三产融合发展。养殖业最有条件实行种养加、产加销综合经营。要支持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发展。这是我国传统农业的精华，要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创新。既要以种定养，根据饲草料供给能力和粪污消纳能力决定养殖品种结构和规模，也要以养定种，按照养殖需求配套种植饲草料。这方面，奶牛养殖与青贮饲料协调发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农牧循环发展模式，但其他畜禽品种的发展仍有巨大空间。要破除唯粮食论、唯谷物论，树立大食物观、大农业观，在耕地种植管理上，将更多自主权赋予基层、赋予农民、赋予养殖场户，在粮食安全责任考核上，将饲料饲草作物统筹计算。要支持发展畜产品加工。鼓励养殖企业通过新办、联合等形式发展屠宰、加工、食品产业，调蓄畜牧业生产，实现畜产品增值，提高综合经营效益。畜禽屠宰场作为现代畜牧业的重要一环，要尽快改变小散差面貌，加快推进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建设。适应消费需求变化，发展中高档火腿、奶酪加工。修改完善产业政策，破除制度藩篱，根据需要开办奶业加工厂，允许奶农开办加工、奶吧，增强生产与加工利益联结，增强奶牛养殖发展韧性。
完善畜产品供给综合调控。减少生产和市场剧烈波动，增强畜牧业稳定发展能力，是我国畜牧业提质增效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也是我国体制的突出优势。要围绕种畜禽、场地和设施装备等要害关键，加强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保护和建设。要有效管控畜产品逐利性进口。在高度开放市场条件下，我国畜牧业能否稳定持续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对畜产品进口能否有效管控。近年来，我国牛肉、牛奶、猪肉等都经历过过度进口带来的产业发展巨痛，尽管采取了一些贸易措施，但协调难、反应慢的问题依然突出。要进一步加强机制建设，更加突出农业部门作用，不断提高出台措施的时效性、精准性、实效性。要精准进行产能调控。整体而言，“有效市场”在畜牧业发展中表现充分，而“有为政府”则显不足。最为突出的是猪周期频率高、波幅大，行业叫苦不迭，经济社会发展亦受到一定影响。我们过去进行干预，因措施的滞后性，经常出现背离初衷的逆调节，造成多了更多、少了更少，加剧供求不平衡性。近几年探索实行生猪产能调控，取得一定效果。要按照政策调产能、市场调价格的基本思路，完善生猪产能调控制度，增强供需适配性。要加强行业自律，引导大中型企业以行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重，自觉服从产能调控要求。要积极扩大内需，促进一些畜禽产品从节礼性消费向日常必需品转变。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