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教材到中国道路，几代学人如何重建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的中国内涵
引言
周末，你驱车前往郊外水库，站在岸边眺望——波光粼粼，水天一色。
也许你会想：这么大一片水，不养鱼可惜了。但又立刻担心：养鱼会不会把水弄脏？
晚餐点了一份剁椒鱼头，鱼肉鲜嫩。你可能不会想到，这道美味与眼前那片碧波万顷的水面之间，藏着一段跨越近百年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大水面渔业”。它不涉及房前屋后的池塘，而是专指江河、湖泊、水库——那些一眼望不到边的水域。
而在这个故事里，有一群人的名字值得被记住：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水产学者，面对从苏联引进的教材，发现其中的湖泊、河流乃至鱼类，都与中国的水域格格不入。于是他们走出校园，走进中国的江河湖泊，用双脚丈量，用岁月深耕，重建了属于中国自己的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
上篇：学科初创——从苏联教材到中国自觉
1952年：中国水产高等教育的起点
1952年，上海水产专科学校更名为上海水产学院。这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水产高等教育的真正起点。
学科怎么建？教材从哪里来？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答案是现成的：学习苏联。
据我的导师陆桂教授回忆，彼时的教材几乎全部引自苏联。课程体系是苏联的，教学方法是苏联的，书中的案例——那些湖泊、那些河流——也全是苏联的。
更关键的是，书中讲授的鱼类，全是苏联的冷水性鱼类——哲罗鱼、细鳞鱼、茴鱼、白鲑。这些鱼喜欢清澈低温的水，在苏联的湖泊河流里自在生长。
而中国的大水面呢？主角是青鱼、草鱼、鲢鱼、鳙鱼——著名的“四大家鱼”。它们是暖温性鱼类，在长江中下游的湖泊水库里繁衍生息。
陆桂先生曾感慨：“教材里讲的都是苏联的鱼，那些冷水性的鲑科鱼类。可我们的学生毕业后要去哪里工作？是太湖、千岛湖、钱塘江。他们面对的是鲢、鳙、草、青。苏联的经验，对我们指导意义不大。”
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时代的困境：我们有了学科的形式，却没有学科的内涵。
两条并行的脉络
从学科建设之初，中国的水产学科就呈现出两条清晰的脉络：
一是池塘养殖，研究如何在人工开挖的小水体中实现高产。这是“精耕细作”的路子。
二是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面向江河湖泊水库等天然大水面，研究如何利用和保护这些水域的鱼类资源。这是“因势利导”的路子。
池塘是人工建造的，水可以抽干，底可以清理，鱼可以完全控制。它是一个“生产车间”。大水面是天然的，水连着江河，底连着土壤，鱼游进来也能游出去。它是一个“生态系统”。
在一个车间里搞生产，和在一个生态系统里搞经营，逻辑完全不同。而要让后者在中国落地，必须走进中国的水域，研究中国的鱼类，用中国的案例重建学科的内涵。
这，就是陆桂先生那一代学者立下的志向。
中篇：内涵重建——从零到一的艰难探索
清醒的边界：一所学校的有限与可为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陆桂先生带领团队走出校园，走进中国的水域。
但他们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中国太大了。江河有长江、黄河、珠江，湖泊有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水库更是成千上万。凭上海水产学院一所学校的力量，不可能面面俱到。
陆桂先生做出了一个清醒的选择：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水域，深耕细作。
他选了三处：
湖泊，选太湖。 太湖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也是我国最重要的淡水鱼基地，渔业发达，历史悠久。在这里研究，既有典型意义，又能与当地渔业实践紧密结合。
水库，选千岛湖。 新安江水库（千岛湖）刚刚建成，一片全新的水域正在形成。这是一个天然的实验室——看鱼类资源如何在新水域演替，看人工放流如何影响生态，看大水面渔业如何在人工调控下发展。
江河，选钱塘江。 为什么不选长江？长江太大、太复杂，凭一所学校的力量无法完成系统研究。钱塘江就在学校旁边，规模适中，又有典型的河口特征，是最适合的研究对象。
这个选择，体现了那一代学者的务实与清醒：不贪大求全，而是找准定位，把能做的事做到极致。
三个水域，二十年深耕
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陆桂先生带领团队在这三个水域持续开展工作。
在太湖，他们不是带着“先进知识”去教渔民，而是带着问题去向渔民学习。他们借住在渔民家里，跟随渔船出湖，记录渔获物组成，观察捕捞作业，整理渔民的实践智慧。那些关于“四大家鱼”生长规律、洄游习性、种群动态的第一手资料，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在千岛湖，他们面对的是全新的问题：一座大坝建成，一片山谷被淹没，原来的河流变成了湖泊。鱼类资源会如何变化？哪些种类会发展起来？人工放流该怎么做？放多少？什么时候放？这些问题，苏联教材里没有答案。他们用自己的调查和研究，给出了属于中国的答案。
在钱塘江，他们系统研究了鱼类的洄游规律、产卵场的分布、资源量的年际变化。钱塘江规模适中，凭一所学校的力量可以完成系统研究。不像长江，太大了，需要多单位协作，不是当时能承担的。
南北呼应：一个学科的集体建构
几乎在同一时期，远在东北的大连水产学院，史为良教授也在开展着相似的工作。
史先生是我国内陆水域增养殖学科的另一位奠基人。他长期致力于北方水域的渔业资源调查和增养殖技术研究，对东北地区的水库、湖泊进行了系统的科学考察，积累了大量关于北方鱼类（如鲤、鲫、雅罗鱼等）的基础数据。
与陆桂先生专注于长江中下游的暖温性鱼类形成互补，史为良先生的研究填补了北方冷水区域的空白。正是这种南北呼应、各有侧重的学术格局，使得中国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从一开始就具备了覆盖全国不同气候区、不同水域类型的广阔视野。
两位先生虽然远隔千里，却有着共同的学术追求：让这门学科真正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服务于中国的江河湖泊。
学科的形成：从经验到科学的跨越
正是以上海水产学院陆桂教授、大连水产学院史为良教授等为代表的我国老一辈水产学研究者们的开创性工作，以及他们指导和带领的团队前赴后继的研究，使得真正体现我国水域和鱼类组成特征、符合我国大水面渔业发展需要的《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得以诞生，并不断完善与发展。
这些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几篇论文或几本教材。它们完成了几个关键的跨越：
第一，从苏联经验到中国道路。 老一辈学者用中国的数据、中国的案例，替换了苏联教材中的舶来内容。从此，学生学习的不是贝加尔湖的冷水鱼，而是太湖、千岛湖、钱塘江的“四大家鱼”。
第二，从经验传承到科学体系。 千百年来，中国渔民积累了丰富的大水面捕捞和利用经验，但这些经验是零散的、口口相传的。老一辈学者的工作，是将这些经验系统化、理论化，使其成为可教授、可传承的科学知识。
第三，从个人探索到团队接力。 陆桂先生、史为良先生不仅自己做研究，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支又一支学术团队。他们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延续着这份事业，不断丰富和完善着这门学科的内涵。
正是几代学人的持续努力，使得“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站稳了脚跟。在上海水产大学（现上海海洋大学）引领下我国高校水产专业明确设置了“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研究方向，与“池塘养鱼理论与技术”并列。1997年，全国教学改革中，相关课程整合为《鱼类增养殖学》，但“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始终与池塘养殖并行不悖。
这门学科的形成，不仅为我国大水面渔业从经验走向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我国大水面渔业技术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活跃在大水面渔业一线的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绝大多数都受益于这个学科体系的培养。
中篇（续）：产业之变——从“增养殖”到“大水面渔业”
如果说“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是学者们在书斋里构建的学科称谓，那么“大水面渔业”就是它在产业界的通用表达。
产业的四个阶段
回顾大水面渔业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天然捕捞时代。 人类面对江河湖泊，做的就是最简单的事——捕捞。那时的渔业，就是指从天然水域获取水产品。
第二阶段：增殖起步时代（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初）。 20世纪60年代，“四大家鱼”人工繁殖取得成功，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在此之前，增殖放流受限于鱼苗来源；在此之后，大规模、有计划的人工放流成为可能。配合繁殖保护措施的加强、引种驯化工作的开展，我国大水面渔业资源恢复和增殖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为80年代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阶段：养殖扩张时代（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 尽管增殖技术不断进步，但我国当时仍普遍面临“吃鱼难”的民生难题。如何提高大水面渔业产量，成为当务之急。
池塘集约化养殖的成功实践，给大水面渔业提供了重要启示。而大水面优异的水质条件，更显示出发展养殖的优越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三网”养殖——网箱、网围、网栏——在80年代中期试点成功后，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
这一时期，大水面渔业产量大幅提升，为缓解“吃鱼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与此同时，养殖活动的强度不断加大，局部水域开始出现水质下降的苗头。
第四阶段：生态转型时代（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农业、生活等外源污染大量排入水体，许多湖泊水库开始出现富营养化问题。在此背景下，大水面能否发展养殖、如何发展养殖，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1998-1999年千岛湖连续暴发蓝藻水华，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警示人们：大水面的生态承载是有限的，必须重新思考渔业与生态的关系。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2年以来，“以渔净水”的理念逐渐成为共识。大水面渔业不再单纯追求产量，而是转向生态优先、三产融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下篇：生态自觉——从“以水养鱼”到“以渔净水”
千岛湖的转折
1998年和1999年，千岛湖连续两年暴发蓝藻水华。杭州千岛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海洋大学等科研单位的技术支持下，大力推进实施“以鱼保水”“以鱼治水”工程，形成了“大头鱼保水、小头鱼治水”的生态保护模式。
科学原理其实不复杂：鲢、鳙等滤食性鱼类以藻类和浮游生物为食。通过放流这些鱼类，可以将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氮、磷以鱼产品的形式“捞”出来。当这些鱼被捕捞上岸，等于把水体中多余的营养物质一并带走。
这就是“以渔净水”——渔业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生态治理。
有意思的是，今天用来净化水质的，恰恰是半个多世纪前陆桂先生在千岛湖研究的那几种鱼。鲢、鳙——曾经只是餐桌上的美味，如今还承担着守护水质的新使命。
今天的三种模式
2024年的研究梳理了我国大水面生态渔业的三种典型模式：
一是千岛湖模式：水质保护型增养殖。 以鲢、鳙等滤食性鱼类放流为主，通过科学评估水体承载能力，确定合理的放养密度和捕捞规格，让鱼类在生长过程中同步完成水质净化。
二是梁子湖模式：生态维护型增养殖。 注重水生植被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在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的前提下，适度开展渔业生产。
三是查干湖模式：三产融合型增养殖。 将渔业生产与休闲观光有机结合，打造集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风土人情为一体的旅游盛会。
大水面渔业的独特价值
与池塘养殖相比，大水面渔业的独特之处在于：
生态功能。 池塘养殖的主要功能是“生产”，而大水面渔业除了生产，还承担着水质净化、生态修复的功能。
资源属性。 池塘里的鱼是“资产”，可以精确核算；大水面里的鱼是“资源”，需要动态评估。
公共属性。 池塘是经营者的，大水面是公众的，兼具泄洪、饮水、景观、生态等多重功能。
本土属性。 大水面渔业必须以本土鱼类为主角。中国的湖泊水库里游弋的，永远是青、草、鲢、鳙这些暖温性鱼类，而不是苏联的冷水性鲑科鱼。
结语：三代人的接力
回望大水面渔业近百年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
1952年，上海水产学院成立，中国有了自己的水产高等教育。陆桂先生、史为良先生那一代学者，面对从苏联引进的教材，发现其中的湖泊、河流乃至鱼类，都与中国的水域格格不入。于是他们走出校园，走进中国的江河湖泊——陆桂先生深耕太湖、千岛湖、钱塘江，史为良先生系统调查东北水域——用双脚丈量，用岁月深耕，为重建属于中国自己的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奠定了基石。
这是第一代人的使命：让学科在中国扎根，让中国的鱼有自己的学问。
在他们的带领下，一代又一代学人前赴后继，不断丰富和完善这门学科的内涵，使其真正体现我国水域和鱼类组成特征，符合我国大水面渔业发展需要。正是几代人的持续努力，使得《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得以诞生并不断完善，为我国大水面渔业从经验走向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我国大水面渔业技术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60年代，人工繁殖成功推动增殖起步；80年代，“三网”养殖兴起推动产量跃升；90年代，环境压力催生转型思考——产业在探索中前行，在矛盾中成长。
这是第二代人的使命：让产业在实践中发展，让技术在问题中突破。
21世纪以来，“以渔净水”的理念逐渐成为共识。大水面渔业不再只是“向水要鱼”，而是承担起水质净化、生态修复的功能。从千岛湖到梁子湖，从查干湖到全国各地的水域，新的模式正在涌现，新的共识正在形成。
这是新一代人的使命：让渔业与生态共生，让发展与保护共赢。
两个名字，贯穿始终：
“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是学科的称谓，指向一个严谨的知识体系，凝聚着几代学者的心血——从苏联教材起步，最终扎根在中国的江河湖泊里，以太湖、千岛湖、钱塘江和东北的水域为基地，以中国的暖温性和冷水性鱼类为研究对象，覆盖了从南到北的广阔国土。
“大水面渔业”是产业的称谓，指向一个综合性的生产活动，承载着无数从业者的生计与梦想。
在学术论文里，我们用前者求严谨；在政策建议里，我们用后者求共识。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知识，一面是实践。
当下次你站在太湖边，或者泛舟千岛湖，或者眺望钱塘江，或者品尝一道鲜美的剁椒鱼头时，不妨想一想：这片水、这条鱼背后，凝聚着几代人对“如何与自然相处”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实践——从捕而食之，到养而用之，再到以渔净水。
从苏联教材到中国道路，从冷水鱼到暖温性鱼类，从陆桂先生、史为良先生那一代学者走进江河湖泊的脚步，到今天这些水域的碧波万顷。
这，就是大水面渔业的前世今生。
